天津事件
1999年4月11日，科痞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的杂志上发表了《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一文，将明显违背法轮功原则的表现归罪在法轮功头上，暗示读者修炼法轮功会出大问题，甚至导致亡国。许多法轮功学员感到，如果不能澄清事实，不但学员们的合法炼功权利会受到威胁，炼功群众还可能被别有用心的政客硬拉入肮脏的政治斗争中去。但是在中共全面掌控媒体的制度下，法轮功学员不可能刊登文章澄清事实。
于是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自发陆续前往编辑部澄清事实。在双方和平理性的会谈即将结束，出版社方面准备发声明更正之际， 4月23日天津市突然出动防暴警察300多名，驱散自发前往编辑部澄清事实的法轮功学员，殴打并逮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天津市政府也对去请愿的法轮功学员说，镇压是北京的命令，并鼓励他们去北京反映情况。
从各种迹象看来，这不是一起单纯的杂志和读者之间的事件。天津方面显然是接受到来自北京方面的指挥和压力。海外媒体直指罗干是此次暴力行动的直接指挥。
中南海万人大上访
消息传到北京，当时北京的许多法轮大法学员，包括当时北京的原法轮大法研究会负责人决定4月25日去国家信访局上访。得知这一行动的外地法轮功学员也相互联络，结果那天紧邻中南海的国家信访局外请愿人群达到一万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二五事件”。
在文革后，面对历次中共政治运动中造成的大量民怨，中国建立了上访制度。个人或集体上访受到中国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上访不需要预先向公安机关申请，也不需要得到事先批准。
当时前去上访的法轮功学员的想法都很简单，那就是到更高一级国家机构去反映情况。原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博士石采东参加上访的想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4月24日晚上，因为加班完成实验，我很晚才去学员家参加通常的集体交流和读书。辅导员李阿姨见我来晚了，简单地介绍天津事件的经过，并说了部分学员决定明天去上访。李阿姨说大家自己决定是否去。我说上次写信反映新闻出版署禁止出版《转法轮》的事情至今没有进展，这次上访也正好反映一下，所以当然要去。国家新闻出版署早在1996以“传播迷信”为由，用行政手段非法查封了法轮功有关书籍。许多学员曾经写信给新闻出版署和中央领导反映过这些政府部门的非法行为。但长时间没有回音，情况也没有改善。直接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和平有序秩序井然
据在当时的现场的法轮功学员回忆，上访的人群秩序井然：“路口有学员在自动维持秩序，疏通道路，一遍遍地重复：请自行车和行人不要在此停留！不要在此停留！看得出来，许多学员是从外地赶来的，一夜行路，风尘仆仆。”
“大家静立着，微笑而平和。不交谈也不扎堆，也不和路人搭话。有人好奇，会停下来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家只是微笑，友好地劝他不要停留。因为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如果一个人交谈就会围上来一大堆，事情就会起变化……一句说不清楚就容易被坏人利用。”
“大家都站在行人道上，马路上汽车和自行车畅通无阻，只有警察在马路上来回走动，并不时与学员聊天……即使那么多人有两顿饭就地吃，没有一个人乱扔垃圾，全留在自己的包里。有一些学员拎着塑料袋拣大家不慎掉下的垃圾。一天下来，地上真的没有一张纸片，一点脏物。大家这么做，没有人动员，没有人组织，全凭自觉，其实那是炼功人特有的修养和内涵。”
当天，总理朱镕基接见了学员代表。
据当事的法轮功学员、原中国广东省政协委员，华南理工学院轻工食品学院的院长高大维回忆：“大概10点多吧，就是朱镕基总理到机场去送外宾，那么一下看到那么多学员就叫工作人员下去了解情况，那么朱总理当时带了话，他到送完外宾以后，会回来接见我们的代表，了解详细的情况。法轮功学员的代表提出了我们的三点诉求：第一点是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抓捕的所有学员；第二点是为广大法轮功群众提供一个合法、合理的修炼环境；第三个就是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关的书籍。”
朱镕基很快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
到晚上八点多，会谈完毕，在得知天津方面已经释放被捕的法轮功学员后，中南海前的法轮功学员也很快散去，临行时，地上清理的干干净净，一片碎纸都没有留下，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捡走了。整个过程，平静祥和，秩序井然。一个当时维持秩序的警察对周围的人说，你们看看，这就是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