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我们介绍了中共在1999年之前对法轮功学员的打压，这包括1996年中宣部颁布禁令禁止出版发行法轮大法书籍，以及罗干掌管的公安部1998年下文件秘密把法轮功定位为“邪教”，鼓动公安干警对法轮功学员骚扰甚至抄家、罚款等等。因为罗干等执意想通过打压法轮功来搅浑水，围绕法轮功的政治空气也越来越敏感。在这期间，既有敢讲真话、正面支持法轮功的媒体记者、政府官员，也有见风使舵、乘机大捞政治资本的小人利用各种机会诽谤、诬蔑法轮功，为日后的全面迫害制造事端。

天津事件

1999年4月11日，科痞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的杂志上发表了《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一文，将明显违背法轮功原则的表现归罪在法轮功头上，暗示读者修炼法轮功会出大问题，甚至导致亡国。许多法轮功学员感到，如果不能澄清事实，不但学员们的合法炼功权利会受到威胁，炼功群众还可能被别有用心的政客硬拉入肮脏的政治斗争中去。但是在中共全面掌控媒体的制度下，法轮功学员不可能刊登文章澄清事实。

于是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自发陆续前往编辑部澄清事实。在双方和平理性的会谈即将结束，出版社方面准备发声明更正之际， 4月23日天津市突然出动防暴警察300多名，驱散自发前往编辑部澄清事实的法轮功学员，殴打并逮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天津市政府也对去请愿的法轮功学员说，镇压是北京的命令，并鼓励他们去北京反映情况。
从各种迹象看来，这不是一起单纯的杂志和读者之间的事件。天津方面显然是接受到来自北京方面的指挥和压力。海外媒体直指罗干是此次暴力行动的直接指挥。

中南海万人大上访

消息传到北京，当时北京的许多法轮大法学员，包括当时北京的原法轮大法研究会负责人决定4月25日去国家信访局上访。得知这一行动的外地法轮功学员也相互联络，结果那天紧邻中南海的国家信访局外请愿人群达到一万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二五事件”。

在文革后，面对历次中共政治运动中造成的大量民怨，中国建立了上访制度。个人或集体上访受到中国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上访不需要预先向公安机关申请，也不需要得到事先批准。

当时前去上访的法轮功学员的想法都很简单，那就是到更高一级国家机构去反映情况。原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博士石采东参加上访的想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4月24日晚上，因为加班完成实验，我很晚才去学员家参加通常的集体交流和读书。辅导员李阿姨见我来晚了，简单地介绍天津事件的经过，并说了部分学员决定明天去上访。李阿姨说大家自己决定是否去。我说上次写信反映新闻出版署禁止出版《转法轮》的事情至今没有进展，这次上访也正好反映一下，所以当然要去。国家新闻出版署早在1996以“传播迷信”为由，用行政手段非法查封了法轮功有关书籍。许多学员曾经写信给新闻出版署和中央领导反映过这些政府部门的非法行为。但长时间没有回音，情况也没有改善。直接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和平有序秩序井然

据在当时的现场的法轮功学员回忆，上访的人群秩序井然：“路口有学员在自动维持秩序，疏通道路，一遍遍地重复：请自行车和行人不要在此停留！不要在此停留！看得出来，许多学员是从外地赶来的，一夜行路，风尘仆仆。”

“大家静立着，微笑而平和。不交谈也不扎堆，也不和路人搭话。有人好奇，会停下来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家只是微笑，友好地劝他不要停留。因为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如果一个人交谈就会围上来一大堆，事情就会起变化……一句说不清楚就容易被坏人利用。”

“大家都站在行人道上，马路上汽车和自行车畅通无阻，只有警察在马路上来回走动，并不时与学员聊天……即使那么多人有两顿饭就地吃，没有一个人乱扔垃圾，全留在自己的包里。有一些学员拎着塑料袋拣大家不慎掉下的垃圾。一天下来，地上真的没有一张纸片，一点脏物。大家这么做，没有人动员，没有人组织，全凭自觉，其实那是炼功人特有的修养和内涵。”

当天，总理朱镕基接见了学员代表。

据当事的法轮功学员、原中国广东省政协委员，华南理工学院轻工食品学院的院长高大维回忆：“大概10点多吧，就是朱镕基总理到机场去送外宾，那么一下看到那么多学员就叫工作人员下去了解情况，那么朱总理当时带了话，他到送完外宾以后，会回来接见我们的代表，了解详细的情况。法轮功学员的代表提出了我们的三点诉求：第一点是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抓捕的所有学员；第二点是为广大法轮功群众提供一个合法、合理的修炼环境；第三个就是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关的书籍。”
朱镕基很快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

到晚上八点多，会谈完毕，在得知天津方面已经释放被捕的法轮功学员后，中南海前的法轮功学员也很快散去，临行时，地上清理的干干净净，一片碎纸都没有留下，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捡走了。整个过程，平静祥和，秩序井然。一个当时维持秩序的警察对周围的人说，你们看看，这就是德！

文/陆振岩

直到今天，有许多人依然对法轮功1999年425的上访不解：谁不知道在中国搞政治是多么的危险？难道你们不知道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还有人认为：坚持要上访，是不是没做到忍？为了社会稳定，难道不可以牺牲一下“小我”，不要去上访吗？

对此，作为法轮功学员，作为当事人，我们也希望读者能听一听我们的真实想法，然后自己作出明智的判断：

1. 善良不是懦弱，宽容不是苟且，也不是对行恶的纵容。我们不懂也不参与政治，但是我们懂得善与恶，是与非。

从中宣部1996年禁止出版转法轮，到北京电视台、光明日报无端诬陷法轮功修炼，到公安部罗干先定性再“调查”，再到“天津事件”（见本版“天津事件和中南海上访简介”），虽然政治“风声”越来越紧，但作为中国社会的一员，一方面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中国的事情一旦涉及到政治，一旦涉及“上面的决定”，那就没有什么对和错，是与非可言；而另一方面，作为修炼人，我们只是炼功，我们的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按真善忍修自己这颗心。我们不懂也不参与政治，但是我们懂得善与恶，是与非。“忍”不是苟且，忍中还要有善、有真。如果人人都认同小胳膊拧不过大腿，那这个社会就失去了基本的善恶、是非标准，没有基本的公义和社会良知，最终受害的是每一个人。

2. 修炼人只能在任何情况下，坚守原则做一个好人，人人都这样，那就是社会的希望。

修炼的人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在对和错、是与非面前的苟且也许能换得暂时的平安，但那是懦弱，绝不是忍。一个社会道德崩溃的开始，正是从社会的每个成员放弃善恶的原则开始，如果人人都认同强权就是真理，或者把现实利益当作行为准则，那这个社会就失去了希望，因为人们都不相信这世间还有个公道，那只有个人利益为大了。在今天的中国，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诚信丧失、良知麻木，不都是这个原因吗？！

3. 人人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才能真正维护社会的稳定。

作为一个社会的公民来说，每个人都有义务维护公民基本的合法权利，这个义务，如果不是说大话的话，首先就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样做也是维护这个社会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如果说为了所谓的“稳定”，人人都在利益或压力面前放弃原则、放弃公民的合法权利，那等于是帮着践踏法律，这个社会真的能稳定吗？

的确，中国过去六十年的风风雨雨中，这样的教训太多了。在历次由中共发起，全民参与的政治大动荡中，如果社会中多一些这样坚持原则，不畏强权的人群，那些混淆善恶、颠倒是非的荒唐悲剧也许可以少发生一些，这不是国家之福、民族之大幸么？

对于修炼人来说，受到不公、甚至受到非法对待，法轮功学员作为个人其实并没有怨言、也不仇恨谁。作为有信仰的人，不论怎么样都相信天理公道不灭。但是如果一个人、一个政党做错了，错的太离谱了，错到连基本的信仰自由都要被压制，如果一个国家连信仰“真善忍”都不能允许，那修炼人也有责任告之，不要一错再错，因为修炼人讲劝善。其实在中国，很多人经历了中共的历次政治斗争，经历了“六四”，也清楚中共的残暴声名。虽然最后中共会作出一个什么样的决定，那是它自己的选择――也许是善的，也许是恶的，但这个选择改变不了善恶有报的天理、也改变不了人世间的公道。可是不管是什么党，不管是什么人当政，作为法轮功学员只希望其了解真相，从而作出理智的选择，善的选择，这对国家和民族都有好处。法轮功学员无意改变社会，但是作为修炼人，所做的任何事一定是对这个社会有益无害的。

（明慧记者凯莉综合报道）一九九九年“四•二五”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和平上访，数月后，中共前党魁江××以此事件为借口之一，开始了对法轮功的镇压。那么是否如果没有“四•二五”事件的发生，中共就不会发动镇压法轮功呢？

“不，我认为中共会以另一种形式挑起迫害。”《失去新中国》一书的作者，美国商人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先生十分肯定地说。他当时正在北京，而且为了了解真实情况，他对此事做了许多调查。

“起初有人告诉我这些人是去中南海抗议。”葛特曼先生对中共极权体制有相当的了解，他表示，因为这是在中共专制下的社会，抗议肯定会招来镇压。但在西方民主社会抗议是正当的人权，而且是受法律保护的。

“四•二五”之后几天，葛特曼先生对事件作了深入调查，和二十多人深谈才知道，法轮功学员是要到信访办反映情况，而北京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事实的真相完全被中共媒体歪曲了。“那天（‘四二五’）之后，我和大概二十多人深谈过之后，我才确信那些人真的不是在抗议。”

葛特曼先生认为“四•二五”事件就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构陷：“实际上我们曾经和一位中层领导谈过话，他当时跟中共非常的步调一致。他声称这场迫害，对镇压的决定远远早于公开的镇压。所以由此看来‘四•二五’只是一个借口。如果说法轮功学员做错了什么，那就是他们轻易走进了一个陷阱。我想当时人们并不知道那是一个陷阱。”

葛特曼先生说，自己做了很多独立调查，并得到了许多可靠的数据。根据他的调查，虽然目前只有三千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得到了确认，但事实上，至少已经有超过万名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移植。

葛特曼先生的同事莱米甚（Leeshai Lemish）先生，根据媒体报导的有关法轮功学员死亡数据，做出的数据分析显示，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很可能超过十万人。葛特曼先生的调查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与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所做出的《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报告》的真实性。

此外，葛特曼先生认为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所受到的迫害情况还在持续恶化中。他说：“我做了很多独立调查，有意思的是，我的调查结果与麦塔斯和乔高的结果没有什么不同，但我和他们用的方法却完全不一样。他们是根据中共政府提到的相关数据，而我是从法轮功学员那里得到的实际的案例，我们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因此，我恐怕器官移植这个事情是非常真实的，所以中共政府根本不会想让我去做这些。”

正因为葛特曼先生对法轮功受迫害的关心，中共已经拒绝给他签证。“我已经不能拿到中国的签证了。我想我的书不是关键问题。很可能是因为我在法轮功学员组织的活动中发过言。另一个原因就是我对器官移植的调查，这是特别敏感、有争议的事情。中共根本不想让你去碰这种问题。”

背景介绍：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先生是美国商人，他于二零零六年出版了《失去新中国》（Losing the New China）一书。他在书中叙述美商在中国为既得利益，加入了中共贪污腐败的风潮，配合了其极权专政的政治需求；书中还揭露了美国公司为抢占中国市场为中共提供高端技术，为中共控制言论和信息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