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在德国柏林公开退出中共,完成九年的心愿。
“我等了九年了,终于能公开退党了!”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在德国柏林著名景点布兰登堡门前,天津人张明公开宣布退出中共。在柏林初春温暖的阳光下,张明用麦克风公开宣布退党,说出了一个憋在心里九年的愿望。
今年五十多岁的张明中等个头,身材略显消瘦,说话时直视着对方的眼睛,眼神中透出的一股正气让人相信,他确实能做出九年前的那件非同寻常的事情。
二零零零年,中共镇压法轮功正是高潮的时候,“天津新闻”中播放了一个名叫杨泉的人跳楼自杀的消息,在新闻里说,这个人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才自杀的。张明说“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惊呆了,这是弥天大谎呀!”当时张明在天津市运输公司工作,这个杨泉是他的同事,也是他的邻居。“杨泉的情况我们都很了解,他得了股骨头坏死,几年了,不但上不了班,而且为了治病负债累累,单位又不给报销,都到了连钱都借不来的地步了。他本人不炼法轮功,但他的妻子是炼法轮功的,一九九九年的时候就因为炼法轮功(被迫害)失去工作了,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而他上有老母亲,下有上中学的孩子。他这个病没有钱也治不了,为了给家人减轻经济负担,他就跳楼自杀了。”
不久以后,两万份名为“一个法轮功之死的背后真相”的传单被散发到了很多天津市民的信箱中。这是张明和五名同事用自己单位的复印机复印并在暗中散发的。张明说出了当时的动机:“天津市政府欺骗了一千三百万天津市民,我非常反感,就是想把事实真相告诉大家。中央电视台的那些报道我没有办法去调查,但是天津的这件污蔑法轮功的事情我是亲身经历的。一张纸,如果政府天天说它是黑的,那人们就认为它是黑的了,我就是要告诉大家,这张纸是白的。”
张明回忆道,“杨泉的妻子告诉我,他死后,区政府亲自来找杨泉的家人,当着家人的面让单位领导报销三万元医药费,并把他们两室一厅的房子换到了位于市郊的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很快就搬了家。他的家人当时迫于经济压力——他们还要还别人钱呀,所以就答应了政府提出的条件,上电视承认杨泉是因为炼法轮功而跳楼自杀的。”
不久以后,两万份名为“一个法轮功之死的背后真相”的传单被散发到了很多天津市民的信箱中。这是张明和五名同事用自己单位的复印机复印并在暗中散发的。张明说出了当时的动机:“天津市政府欺骗了一千三百万天津市民,我非常反感,就是想把事实真相告诉大家。中央电视台的那些报道我没有办法去调查,但是天津的这件污蔑法轮功的事情我是亲身经历的。一张纸,如果政府天天说它是黑的,那人们就认为它是黑的了,我就是要告诉大家,这张纸是白的。”
之后不久,在二零零零年九月的一天,就在很多天津市民们对传单上的内容议论纷纷的时候,天津河北分局的警察突然来到了张明的工作单位,把参与发传单的六个人都抓走了。 张明绝食七天之后,由他的哥哥做担保,保外就医。
二零零一年三月,法庭的法警到了张明家发传票,上面写的罪名是:“煽动颠覆社会主义罪”。
“我知道,如果我去了就回不来了。所以我就跑到吉林的一个朋友那里,之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偷渡到了德国。”张明说:“其他的那五个同事后来都被用这个罪名判了五到七年刑,其中一个死在了监狱里,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只知道他一直不服,一直在上诉,我们推测,很可能是因为这个他在里面被折磨得很厉害,最后就不行了。其他几个现在都已经刑满释放了,但是原来的单位回不去了,都没有工作了。”就连当初担保张明保外就医的哥哥也没能幸免,被判了三年。
从二零零一年三月收到法院的传票到二零零二年五月到达德国,张明一共流离失所十四个月,在去德国的路上,他和一个偷渡团体一起经历了坐火车、汽车和徒步行进,转道俄罗斯和东欧,最终到达了汉堡。
当有国内的朋友半开玩笑地说他是“叛党叛国”的时候,他说:“我承认我是叛党,但不是叛国,正因为我爱国,我才叛党。而且我很高兴我‘背叛’了这个大陆最大的犯罪集团。共产党嘴里说着‘和谐社会’,实际上腐败透顶,老百姓的钱都被他们‘和谐’到自己兜里去了,自己说假话,别人说真话就把别人‘和谐’到监狱里去。”
张明用一个手势加重语气道:“如果一个人爱的是中国,爱的是中国人民,那么就应该退出这个谎话连篇、腐败透顶的共产党和它的所有附属组织。”“共产党不等于中国,中国也不等于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