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艳
我叫梁艳,出生于一九八六年十月五日,父亲叫梁立进,母亲叫杨秀琴。在这里我想把自己被迫害的经历讲给大家:在我还小的时候,我目睹了我们一家修炼法轮功所遭受的迫害,这些迫害的经历和镜头给我造成了严重的心灵创伤和印记。

一九九八年,妈妈开始学炼法轮功,体弱多病的妈妈身心受益很大,之后也带我走进了大法的修炼。那时的我刚刚十二岁,我心里非常高兴,每天和妈妈一起炼功。当时学法小组在我们家,就这样我也和大家一起学法背经文,星期天经常和妈妈一起出去弘扬大法,那时的我感到非常的幸福和快乐。

一九九九年四月末的一天,我们家突然来了很多警察,包括演武派出所所长和公社书记王辉,他们问我来学法的有多少人,就在我家等人来,他们就开始一个一个的登记;他们还上炼功点上一个一个的登记。到了六月份,派出所警察开始不让我们在炼功点炼功,几天后我们家又来了很多警察骚扰。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对法轮功开始全面镇压,次日派出所所长和指导员及公社书记王辉带很多人来到我家,搜走了我家里全部的大法书籍、录像带、录音带和录音机等。事隔几日妈妈又被他们带走关押了一天,妈妈回来后告诉我说: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说有一名辽宁省抚顺市矿工,因为学炼法轮功不吃药而死,妈妈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觉得有假,是造谣诬蔑法轮功,就决定去核实真实情况,事实证明这件事情根本不存在。死者的妻子给妈妈看了死者在医院住院的收据,说是死者的弟弟为了讨好上级报的假案,来污蔑法轮功。

就因此事,抚顺市刑警队政保科科长孟伟及演武派出所警察把我妈妈抓走,关押审问了一天。妈妈质问他们:为什么中央电视台公开向全国人民撒谎造假,欺骗老百姓?为什么抓我?他们被妈妈问的无言可答,只好说是上级的命令,他们觉得理亏就放了妈妈,并且告诉妈妈不准串联,否则就抓你。之后他们来我家就象走市场一样随便,每天都有人来监视我们,妈妈告诉我说:我们是做好人不用怕。

一九九九年九月,妈妈到北京上访,又被抓进了牢狱,我和奶奶、舅舅和大姨等亲人去探望妈妈,看到妈妈那瘦骨嶙峋的样子,我简直认不出来了,泪水无声的在我脸上滑落,我紧紧的抱住妈妈,可是警察毫无人性的强行拉开了我和妈妈紧握的手,推开了我和奶奶,给妈妈戴上手铐推上一辆警车。我无助的喊着“妈妈”跑步跟在警车后面。 

从迫害开始,我的家就永无宁日,隔三差五的就有派出所或社区的人来骚扰,弄得邻居背后指指点点,屡遭白眼,学校领导和老师经常找我谈话,从前要好的同学们都象避瘟疫似的躲开我,开朗乐观的我变的忧郁自闭。我不想再看到同学们冷漠和异样的眼光,不想再听到学校领导一遍一遍重复让我和妈妈脱离关系的话,于是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离开了学校。

没有了同学,没有了朋友,没有了妈妈,没有了一个孩子应该有的一切快乐,只有无助的痛苦和孤寂的泪水伴随我。在这段日子,我除了去马三家劳教所探望妈妈,几乎很少说话,看到妈妈也只是哭。看着妈妈依然那么坦然,我的心好痛,我知道妈妈是不想叫我们担心她,绝口不提在里边受的罪和吃的苦。

二零零零年九月十九日,我终于等到了妈妈的归来,本以为就此可以平静的生活,可就这小小的愿望也被打破,每隔十天半月就会有人到我家来“探视”,我和妈妈出门都会有人跟踪。二零零二年三月,妈妈又被抓捕,后来逃离了魔窟,这样我们完全失去了联络。同年五月二日,爸爸被当地警察和国保大队绑架关押了一天两夜,遭到了毒打和逼问妈妈下落。

警察还不断的来我家骚扰,说要抓我。我不敢回家,没有成年的我只能靠自己打工养活自己,小小的年纪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我和爸爸终于离开中国,来到国外见到了妈妈。十年迫害,给我造成的心灵上的痛苦是无法弥补的。希望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士伸出正义之手,帮助那些在中国仍然在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帮助那些失去亲人到处流浪的少年和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