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昭桓（陈真萍的小女儿）

最后一次见到妈妈是二零零九年三月，在河南省新乡市女子监狱的特殊的接见室里有两名女狱警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知道我们的会话是受限制的。我触摸到了妈妈冰冷干裂的双手，看着她消瘦的面孔和青黑色的皮肤，我心里难过极了，我知道这几个月里妈妈一定吃了不少苦。现在我不能去看妈妈，我一定要全力营救我的妈妈──陈真萍。

妈妈年轻时身体就很虚弱，九五年她被检查出子宫大型肌瘤和肝癌晚期，因为无法医治，妈妈失去了生活的最后希望，我和姐姐也面临着变成孤儿的惨境。一天，在公园里妈妈认识了一个阿姨，她给了妈妈一本《转法轮》，这本神奇的大法书开始不断的改变着我们母女三人的人生。母亲学炼大法后短短几个月，所有病痛症状消失，走路生风，人也变的和蔼慈祥。法轮大法给了我们母女新的生活还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妈妈。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政府对善良的修炼人们开始全国范围的迫害。母亲多次被抓，二零零八年七月九日再次被当地恶警绑架，十二月十五日被非法判刑八年。我从小和妈妈一起被抓，看着妈妈被警察一次又一次的抓走，一次又一次的遭到他们的迫害。现在我被逼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有亲人不能相见。

妈妈两次被劳教迫害

当时我十一岁，妈妈带着我在公交车上发法轮功真相传单，被一退役警察扭送到河南省郑州市北下街派出所，之后妈妈被劳教一年半，关在郑州市十八里河女子劳教所，被迫每天长达十五个小时以上的奴役劳动，制造假发、地毯，还遭受各种酷刑折磨。家里只有我和姐姐相依为命。期间警察经常上门恐吓我们，当时我经常被吓哭。直到现在我一看到警察和警车就会不自觉地恐慌。

二零零二年五月四日，我和妈妈去北京展示真相条幅，天坛警察强行将我和妈妈拖进天坛派出所，妈妈的背在地上被拖出了血，当时我只有十二岁，警察用烟熏我的眼睛，打我的脸，并威胁和辱骂我。

数天后我们被押回郑州，关进晚晴山庄洗脑班，在那里又遭到毒打和精神折磨。妈妈在洗脑班被非法关押了一年多之后，被直接送往郑州十八里河女子劳教所，再次遭到虐待和毒打。因被多次野蛮灌食出现了心肌梗塞的症状，牙齿被利器撬裂，妈妈被迫害得皮包骨头，身体到处是伤痕，劳教所怕她死在那里，就让姐姐把她接回家中。

妈妈被奥运前绑架后重判八年

二零零八年中共以奥运为借口大肆抓捕法轮功学员，妈妈被郑州市花园路派出所丁所长和全体警察、国保大队的程队长、六一零办公室（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李新建、陶文跃等人于七月九号下午五点三十分强行拖走。家里再次惨遭抄家。

妈妈被关进了郑州金水分局马头岗村，十天后又被秘密转至臭名昭著的郑州市看守所。里面的在押人员每天被强迫做奴工长达十五小时，很多人双手皮肤磨破了一层又一层，晚上手指钻心的疼，很多女孩在此环境下，例假不来了，头发大量脱落，有些刑事犯承受不了这非人苦役，精神处于崩溃状态，经常发生割腕、跳楼、吞针自杀等事故。妈妈虽然已经年近六十，也不例外，照样每天必须完成近三千个的打火机成品。在这种残酷的情况下还要时时刻刻遭受谩骂和毒打。

在非法关押中，妈妈被郑州金水区法院秘密开庭非法判刑八年，后来被送到河南省新乡市女子监狱九监区非法关押。河南省新乡市女子监狱还有一个名称就是新乡市制衣厂、制鞋厂，也是新乡市最大的一个制衣、鞋生产厂。监狱采取高强度奴役方式为监狱创收，强迫大法学员加工服装、鞋、串珠等手工活，通常十三、十四个小时的工作量，甚至晚上继续加班加点，有时干几个通宵。

为了掩盖事实，现在监狱不让任何人探视妈妈，最近还秘密的转移了监区。

姐姐的呼吁：请救救我的妈妈

后来姐姐去了芬兰。在姐姐持续呼吁下，芬兰媒体纷纷报道此事。多个政党和议员们也关注此案件，而且议员们和政党纷纷签署营救信发往中国。越来越多的机构给予回应，大赦国际、芬兰政府、人权机构、欧盟纷纷发谴责信和要求释放我妈妈陈真萍的信件往中国。

以下是芬兰北部Lapin Kansa报社刊登的披露我们一家三口被迫害的新闻和北部全体政党议员们再次给中国政府的公开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