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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夹”、“转化”——中共的另类酷刑

非法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四川省新华劳教所
文/何远村

最近看到一份《包夹手册》,说的可不是人们熟知的篮球场上的如何包夹防守,而是四川绵阳新华劳教所用来“严管”法轮功的一种手段。“包夹”并不陌生,这些年报道出来很多劳教所狱警利用劳教人员包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案例。大概由于“包夹”从名称上看不出酷刑的赤裸裸,劳教所就把“包夹”明目张胆的上升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制度化手法。

在新华劳教所的《包夹手册》中,要求贴身包夹,严防死守,以将“人防”的作用力争发挥到极限。具体职责包括“四陪”(陪吃、陪住、陪学习、陪行动),“四防”(防逃跑、防绝食、防炼功、防手势眼神)等。包夹人员分布位置从“一包一”到“四包一”、“多包一”。包夹的重点环节是开会、劳动、学习、集合、就餐、活动、训练、行进、就医、解手等时候。《包夹手册》还明确指示“应急防控”,在法轮功学员呼口号、炼功、绝食、串联、聚会、散布言论等不配合中共迫害的行为时,包夹人员要及时捂嘴,并从前、后、左、右,紧抱其躯体并就地压下制服,邻近的其他包夹人员要及时全力协助采取强力控制措施。同时,为了达到最佳效果,还对包夹人员施行株连。《包夹手册》规定,应当履行包夹职责时,未经同意擅离职守(脱包)的、睡觉的均须受到严惩。

从《包夹手册》可以看出,如果说劳教所和监狱剥夺了正常的人身自由,那么,“包夹”就是在没有正常的人身自由的地方彻底剥夺连普通犯人都享有的最基本的人身自由,这本身就是一种惨无人道的酷刑。

不管是杀人犯还是卖淫女,他们有可能被冤枉,但是他们多半不会呼吁“杀人无罪”“卖淫有理”,就是说他们对“杀人”和“卖淫”这个罪名并无疑问。而这场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最根本的就是不具有合法性。从宪法上看,炼法轮功有信仰自由的保障;从行为上,修炼“真、善、忍”也不会对社会造成危害。中共的那些杀人放火的诽谤宣传完全是为了实施迫害而编造出来的。就算中共可以蒙蔽一些不炼法轮功的普通群众,对于法轮功学员自己来讲,他们知道法轮功是好的,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在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关押中,法轮功学员是不承认炼功有罪,不承认反迫害讲真相是违法的。没有罪,中共如何迫害呢?所以,就要强迫法轮功学员自己否定自己的信仰,承认镇压有理,反过来为镇压背书。“转化”——也就是要法轮功学员写悔过书和放弃法轮功的保证书——就成为江泽民团伙和中共为这场迫害寻找合法性的主要手段,“转化率”就是主要指标。

如果法轮功学员拒绝“转化”,那么,被江泽民、罗干团伙追逐的“转化率”就使得层层机构对法轮功学员的折磨变得丧心病狂。利用劳教人员包夹法轮功学员,就成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一大恶色。

据明慧网报道,新华劳教所的恶警张小刚,对不积极参与迫害的包夹人员就进行严惩。三个包夹跟着一大法学员一起洗衣服,其中一包夹先洗完,晾完衣服回牢房放盆子,被恶警张小刚发现,就以所谓“脱包”为由(要求三个包夹全部寸步不离法轮功),对该包夹实施扣分延长教期,逼写检讨等处罚。有两位大法学员在排队集合时说了一句话,身旁的包夹没有制止,此事又被举报,张小刚便对该包夹扣分延长教期,罚其用砖头磨厕所屎槽、尿槽、罚站背“包夹手册”,十二点以后才许睡觉,如此惩罚持续一周。

就是这样一个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2005 年被司法部授予“全国监狱劳教系统文明执法先进单位”称号。这样的“先进”,就是因为符合了江泽民、罗干和周永康一伙仇恨法轮功、赶尽杀绝的目的。在“六大队三中队”,大法弟子李新泽就是在这样邪恶的迫害下含冤去世的。

劳教所没有人性的迫害行为,不但折磨着受害者,就是施害者、旁观者也受到身体和心理健康的打击。2006年2月,吉林省监狱管理局组成的调查组先后到8个基层监狱进行调研,发现有44.6%的警察有心理问题,11.5%的警察有心理障碍,几乎每个单位的警察中都有2到3名精神病患者,跳楼自杀、开枪自杀的也时有发生。应该说劳教所和监狱的工作具有其特殊性,但是,对法轮功学员所采用的见不得人的迫害手段,良知的变异和兽性的发作,能不加重那个环境中的人们的心理障碍吗?

法轮功学员是掌握了宇宙真理的修炼者,中共劳教所那种拙劣的“转化”表演和丧失人性的“包夹”不会使真正的修炼人放弃正信。在这场迫害中,法轮功学员和各级司法机构的人都是受害者。只有停止迫害,解体中共,将江泽民、罗干团伙绳之以法,才能真正结束这场悲剧,民族才会有新的未来。

评“一分为二”的流氓化

文/定平

当我们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时候,总有人说:难道中共一点道理都没有?难道法轮功一点问题都没有?要一分为二!

当《九评共产党》传世时,又有人说:难道中共没做一点好事?!这也太片面了吧,要一分为二!

乍一听,“一分为二”很在理啊。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两面性,有好就有坏,有善就有恶,对中共也得一分为二呀!

可是,仔细剖析这个“一分为二”,就发现它有两个大的问题:一是,在逻辑上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二是,从本质上讲,这个“一分为二”根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一分为二,而是“中共特色的流氓化的一分为二”。

中共的“一分为二”偷换了正常的一分为二的概念,把“任何事物都存在着正反两方面”,偷换为“说任何事物就必须同时说正反两方面”,否则就不是“一分为二”。

我们在评价二战期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说的可都是日本的坏事,为啥没有人提出要同时说说日本好的一面?因为是谈论整个侵略战争的实质。

我们在评价岳飞的时候,都说岳飞是民族英雄,为啥没有人提出要同时说说岳飞不好的一面,因为说的是对岳飞一生的总评价。

同样,我们在谈起秦桧的时候,都说他是卖国贼,为啥没有人提出要同时说说秦桧好的一面,一分为二?因为谈的是对秦桧这个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所做所为。

法官在宣判的时候,说的全是犯人的罪行,为啥没有人要求法官同时说说犯人好的一面?为啥没有人提出法官光说犯人坏的一面不符合“一分为二”?

当人们谈起癌症的时候,无不谈癌色变,为啥没有人提出癌症也有好的一面,为啥没有人说要对癌症“一分为二”?!

从以上实例我们看出,是否同时说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与是否违反一分为二并不是一回事。当一个事物的主流是正的时候,人们只说其正的一面并不违反一分为二;当一个事物的主流是负的时候,人们只说其负的一面同样不违反一分为二。

只说正的一面或只说负的一面,并不意味着所说没有经过一分为二的分析。恰恰相反,正是经过一分为二的分析,人们才会对一个事物做出是正的还是负的,是好的还是坏的,是善的还是恶的等等定性判断。

当经过一分为二的分析,判断出一个人或一个集体或一个事物的主流是恶的时候,人们会将其恶行揭露出来,为的是惩恶扬善;当一个人或一个集体或一个事物的主流是正的时候,人们会彰显其正的一面,为的是教导人们从善如流。当一个人或一个集体或一个事物坏到极限时,说其好的一面已经没有意义了,如果有人还要提出再对其“一分为二”,就是自甘与恶为伍了;当一个人或一个集体或一个事物好到极限时,说其不足的一面已经是吹毛求疵了,如果有人还要再对其“一分为二”,那就是与善为敌了。

而对于普世的判断标准,诸如善恶、好坏、对错、利弊等等,是不能用一分为二进行分析的,否则,一分为二本身就因为失去了判断的基础和前提而失去存在的条件。

被中共党文化毒害了的人在振振有词的说着“一分为二”的时候,意识不到其实已经落入了中共的圈套,其实是在用中共的流氓化了的“一分为二”在为中共辩护。

揭穿中共邪党流氓化的“一分为二”的真正面目,是为了将这个流氓逻辑从民众的头脑中清除出去,让民众认清中共邪党的流氓本性和必然灭亡的结局,还人们正常的思维,从思想上和行动上退出中共邪党,以便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住性命,保住自己的未来。

“理性”包裹下的“非理性”

文/欧阳非

我们中国人哪,特别是知识份子,在经历了共产党的各种政治运动的盲从之后,现在普遍自我感觉比较“理性”、“成熟”了。

这反映到对于社会问题的认识上,就使人们产生出一种似乎看起来很“冷静”的情绪:一是认为共产党是强权,惹它不起,说了也没用;二是容忍于以国情、民情的“特殊性”,来为不合情理的现实,甚至严重的人权侵犯作解释、找理由。

于是,感觉“理性”的人们变得比较“无奈”了,关注更多的是自己眼前的利益,对于社会不公、腐败问题、人权问题、言论信仰自由等敏感问题,人们只是满足于私下里发发牢骚,不愿去想太多未来的问题,就算想,也用“慢慢来,情况会越来越好”的幻想来说服和宽慰自己。

这种“无奈”真的是理性吗?

一般说来,理性来自于自己的独立思考。大家也看到,那些国情、民情之类的借口,基本上同中共的宣传说辞一模一样,很难说那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

说到国情,“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哪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资源匮乏、种族冲突、文化差异、恐怖主义等等,看看世界上多少国家的总统不是弄得焦头烂额?但别人并没有用“国情”来限制自己人民的诉求,让人民“不作为”,只让统治者自己“作为”。中共强调所谓的“国情”不过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集团利益找借口。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共说百姓的文化素质不高,所以不能搞选举。可是,香港人的文化素质应该够高了吧,为什么还要一再推迟香港搞普选呢?我们这里先不讨论选举好不好,就是说“国情”不过是被中共搓捏的道具而已。

所以,人们在党文化的教育下形成了自觉的“理性”思考,其实并不真正理性。其中不理性的最大表现就是,看似面对中共强权显得“无奈”,但却又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的要去为中共的恶行败迹辩护。

比如,你说中共的人权记录不好,有人就会理直气壮地说美国也有人权不好的时候,凭什么说中共不好呢?

听起来是不是好象很“理性”?不过大家仔细想想:

1.中国人权的改善是对谁有好处?当然是我们老百姓自己了。

2.这种所谓的“理性”有助于中共改善人权吗?我们知道,只有批评中共,才能促使它改进。如果用鸡蛋里挑骨头的办法去找别人的不是,抓住一点不放,然后来为恶名远扬的中共开脱,中共还需改进吗?

3.这种用类比来找理由的做法最受用的是谁?当然是中共了。我们老百姓为什么要鼓励中共继续作恶来压制我们老百姓自己呢?

可见,本来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有利于老百姓的事情,在党文化的氛围中却不知不觉在所谓“理性”“成熟”的幌子下变得有利于中共继续欺压人民了。“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怎么能还说是“理性”呢?

党文化中的“非理性”成份比较容易辨别,而这种被所谓的“理性”包裹起来的“非理性”,反而很可怕。

魔鬼住在天使隔壁

20 世纪60年代初,美国耶鲁大学心理系米尔葛兰教授做了一个实验:在“权威”的指导下,一些虽自愿报名但却毫不知情的实验者,允许采用逐步加强的电流去处罚 另一些预先安排的虽知情却假装不合作的实验者。该实验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权威”对个人的影响,或者说在“权威”的庇护下,寻常人行为可能“越轨”到何等 极限。

实验前,米尔葛兰教授估计最多只有0.5%的自愿报名者将会使用足以使人致命的450伏特电流[实际上并不通电]处罚另一批实验者。然而他不幸的发现,竟有2/3的“寻常人”在权威的庇护下会对无冤无仇的“对手”狠下毒手。

中国大陆劳教所里,恶警在恶党这一“权威”的庇护下,也正在对与他们无冤无仇的法轮大法信仰者酷刑折磨[已查公开上网的酷刑有上百种],那种惨无人道又怎是美国的实验者所能相比。历史总是在重复着同一件事,人们老也不会吸取教训,等待他们的却是严厉的天惩。

其实,人性里都有“傍大”的倾向,以寻求更多的安全感和“免责优待”。人心里住着天使也住着恶魔,他(它)们是邻居。而魔鬼的出现,一旦有人唤醒了它,你接触什么样的强权、强人、权威,就有可能触动你内心不同的神或兽,或善或恶。人的未来是要自己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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