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底的一天，单位的人陪着已被停职半年的姜国波，驱车到100多里外的扶贫村拉行李。朴实善良的山里人见到他后分外热情。当时，正下着大雪，村干部不让走。告别时，村支书快步上前来拉住手，跟着车急走了几步才撒开了双手，喊了一句“多保重啊！ ……”

这样一个有人缘有口碑的好干部只是因为祛病健身，信仰真善忍，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坚持真理不说假话而遭到了无休止的迫害。十年来被非法关押13次，非法劳教三次，被迫失去工作。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姜国波在打工地点，被国安、公安恶警用流氓手段将黑袋子套勒住姜的头、脖子粗暴塞上车绑架。

在非法关押八个月的时间里，姜国波被不法人员不断施以酷刑，受尽了非人的折磨：风雪交加的寒夜，虚弱的姜国波被扒去棉衣只让其穿着单衣拉到室外冰冻整整一个夜晚，直到把他冻得昏死过去；在三伏天里，把他扔在没有一点遮挡太阳光的放风场上暴晒，最后奄奄一息；在死人床上用大铁链子反铐着双手，锁住双脚，直到迫害得姜国波吐血，生命垂危。

在短短的时间内，本来高大英俊的姜国波，现已须发皆白、骨瘦如柴，看上去就象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叟……

难得的清官、好人

姜国波，男，1963年3月出生，山东威海人，大学文化程度，原潍坊市委政法委副县级干部。一九九五年六月开始修炼法轮功（法轮大法），修炼后身心受益特别大。原来患有的被医学权威称为不治之症的肝肾综合症康复了，身体由疲乏虚弱，变得强健有力；道德水准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姜国波修炼法轮功后工作更加出色。他廉洁清正，不吃请、不受礼、不花公家一分钱，不谋私利，受到亲朋好友同事的普遍好评，在一九九五年以后的每年度考评中，他的考评分数一直在全单位名列前茅，连年被评为优秀；一九九八年在潍坊市委政法委被提拔为副县级干部。

姜国波做人本份，行为规范，对人热情，乐于助人。他听到儿子的同学家庭困难交不上学费，便与妻子立即拿出五百元钱资助这个孩子；修炼后他用自己的工资资助了五名贫困小学生上学；他妻子在街上看到一对遇到麻烦非常艰难的外地农村夫妇，领回家，姜国波与妻子热情照顾，吃完饭，又送他们几百元钱买车票回家，帮助他们解决眼前的困难。他们的善心使这对农村夫妇感动得满含热泪，跪在地上千恩万谢！说谢谢你们这好心人，谢谢法轮功！

姜国波在青州市挂职乡镇党委书记期间为乡村设身处地的解决打井、吃水、修路、贫困户等实际问题，受到农民的欢迎。在一新年过后返村时，村干部和村民在村头放鞭炮欢迎他。

惨遭十年迫害、生不如死

二零零零年十月，姜国波第五次进京上访，被不法人员押回后非法关押，十一月底被奎文区公安分局“六一零” 办公室头子孙奎珍等恶警劫持到潍坊昌乐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劳教所所长徐立华、副所长邹锦田、管理科长吕一波、二大队大队长丁桂华、副大队长朱伟乐及一中队中队长刘建光等警察指使地痞流氓类劳教人员赵德昌、尚建伟等用暴力手段对姜国波进行了灭绝人性的酷刑折磨，有时两个人同时站在他双膝上踩，致使他右膝盖肿了半年之久。在滴水成冰的严冬，赵德昌等暴徒先后十次将姜国波强行扒光衣服抬进洗漱间（与厕所在一起），整个人被按进盛满水的大水缸里灌，直灌得他眼睛象要鼓出来似的……。

在劳教所二十五天的酷刑折磨与精神摧残后，姜国波的身心严重受损，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所外就医。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九日被骗回劳教所，用昼夜不让睡觉的阴毒手段对他进行强制洗脑迫害。直到二零零一年九月，他的身体再度出现严重受损状态，劳教所在向亲属勒索了五千元保证金、签字担保（实施株连迫害）姜国波回家后，在身体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恶警砸门撬锁企图再一次绑架他。姜国波走脱后被迫流离失所达四年之久。

二零零五年十月三日下午5时许，姜国波在潍城区爱国路修摩托车时，被潍坊市国安局特务发现绑架。姜国波被非法关押在寒亭看守所30天，其中有20个昼夜被铐在“十字架”上，两脚的脚脖处都被铁环子磨出了血，到现在还留有伤疤。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日上午，“专案组”的4个便衣来到看守所，将他戴上手铐，直接拉到潍坊劳教所。大约一个月左右，劳教所在给他灌的饭中加药，让他头晕、大脑兴奋。他一宿未睡着，第二天还头晕，他就向所警、医生揭露、抗议在饭中加药的行径，坚决拒绝灌食。劳教所不断的在灌食时加入损害他大脑神经系统的药，严重时让他头晕得站不住，有时坐都坐不住，躺在床上不敢睁眼，一睁眼就感到天旋地转。有一次小便时头晕得厉害晕倒在地。还时常呕吐，有时呕吐物中有黄的绿的黑的……

姜国波被迫害的几经生命垂危，二零零六年三月被所外就医。回家后通过炼功，身体恢复健康。他多次到单位（公证处）要求上班，单位负责人说司法局不同意，他又去司法局找，司法局说不出理由只说“610”不同意。

在被无辜迫害中无法正常生活的情况下，姜国波艰难的打工维持生计，却在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午在打工的公司，被国安、公安勾结流氓式绑架、迫害致生命垂危。

（明慧通讯员河北报道）2009年10月31日晚10点，被监狱迫害截肢、十年来受尽魔难的王刚含冤离世，第二天，家属在中共恶党人员的威逼利诱之下，将他遗体草草掩埋。一个正直、善良、健康的庄稼汉就这样走了。

面对这天大的冤屈，大地为之含悲，苍天为之落泪，在下葬的过程中，50年不见的大雪铺天盖地而来，天地缟素。 2009年10月，王刚被确诊为淋巴癌晚期，冀东监狱这才通知家属来接人。西韦陀村支书却说：接他干什么？让他死那儿吧！王刚妻子说：难道连一把骨头都不让我们有吗？

当地派出所阻止命危的王刚回家

王刚，河北省涿州市西韦陀村人，41多岁，正当壮年。因为修炼法轮功、坚持信仰，2004年被中共法院枉判十年冤狱，2005年5月在保定监狱被迫害的高位截肢，右腿只剩十公分左右。

保定监狱为推卸责任，掩盖迫害事实，将王刚偷偷地转到唐山冀东监狱。2009年5月，冀东监狱曾将身体处于病危状态的王刚送回家中，但当地义和庄乡派出所在涿州市政法委授意下也赶到王刚家，极力拒绝王刚回家。他们以王刚被截肢、监狱必须赔偿为由让冀东监狱拿钱，否则不同意接收。监狱方面的人悄悄扔下王刚，开车跑了。当地610、派出所马上派人骑摩托堵截，不把王刚拉上就不让走。就这样，王刚又被拉回监狱。

2009年8月，王刚家属到冀东监狱接人，当地610、派出所得到消息，不知做了什么手脚，冀东监狱却无论如何都不放人了。生命垂危的王刚10月14日回家，31日晚10点就含冤离世。村支书又威逼家属马上掩埋。

正直、善良的王刚

王刚生前严格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事事想到别人，处处与人为善。一次，王刚和邻居一块去买化肥，回来一数发现多了一袋。二话没说，他立刻骑上自行车把多出来的一袋化肥钱给送了回去。那年的一天，街上躺着一个人，生着病，但没人管。王刚看到后，背起来就给送到医院去了。病人出院后非常感谢。

王刚有一手绝活——看猪。一口猪只要他一看就知道多少斤，拿秤来称，称的份量保证和他说的份量上下差不了多少。多少钱能买多少钱能卖，能挣多少钱就算出来了。有一次他和一个伙伴去买猪，比如说：这口猪值三十元，伙计说下十五元成交，王刚告诉卖猪的人说：忒少别卖。闹得伙计对他有意见。王刚说：“若没学大法之前，十元我都敢买，六十元都敢卖。可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这黑心钱我不能要。我只挣我该挣的那一份。人家辛辛苦苦养猪容易吗？我轻而易举的就把人家的钱拿来，人家怎么生存？人来在这个世界上都有生存的权力，我们做买卖不能昧良心。这样做人才能心安理得。

在狱中被迫害截肢

王刚，这样一个诚实的中国农民，只为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做好人，被中共判十年重刑，于二零零三年起被非法关押。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九日在保定监狱，王刚被抬去关禁闭，由监狱长高英直接负责迫害。王刚被捆绑在床上，床面木板畸形焊了三道铁梁，脚下面是两个铁镣子，腰部有一条大带，两手用手铐铐在床上。在关禁闭的十天里不让说话，喝水只给一小点。

五月二十七日凌晨四点左右，范建立和冉林（狱政科的负责人）到禁闭室，范建立问“谁让给你垫的褥子”，抬腿踹王刚截肢前的那条腿，又把王刚身下的褥子拽下去拿到外面。范建立又再次踹，让王刚去监控室见他。王刚说腿疼走不了，他就叫人把王刚拖到监控室的门外，让他自己进去。王刚爬了进去，被范建立一脚踹在地上，又让出去，就这样反复三次。王刚随后向其他狱警反映了情况。五月二十八日经医院检查，王刚的腿、骨头、肌肉、血管已坏死。监狱长高英在拒绝通知家人的请求下，强行给王刚做了下肢截肢手术。

王刚完全是被当地610、派出所、保定监狱、冀东监狱的邪恶人员给迫害死的。五十年不遇的大雪，昭示着中共邪党对一个修行人的残酷迫害！

佳木斯大学化学与药学院副教授杨永萍，女，五十岁，因为修炼大法得以祛除重病。杨永萍于二零零二年被中共非法判刑三年，关进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以下是她的自述。

我不到四十岁就身患重病，肺切除手术后身体极度虚弱，不能正常操持家务，无法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睡觉时不能自由翻身，走路时不能挺胸昂首，只喘半口气。九五年四月有幸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能和正常人一样工作与做家务了。我的生命焕然一新，充满了活力。

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我在给合江地区教师培训班上课，在谈到修炼界对“基因”科学的观点时提到了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此事被一名听课学生反映到曲凤玉（时任副院长）那里。二零零二年三月，佳木斯大学勒令停止我讲课。随后四月十一日晚上，佳木斯大学保卫处带领佳市向阳公安分局的郑宝信、魏伟、夏景怀四人（便装）一同闯入我家，非法搜查后要将我绑架，送入了佳木斯看守所。

六月七日，佳市向阳法院非法判我三年，九月四日将我关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二零零二年九月四日十一时许，我与边凤兰、孙丽彬、董林桂被强行押解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因不认罪被恶警王亚力用杂志往脸上抽了十多下，后又罚蹲至下午六点多。之后我们每人再由两名恶警承包进行强制“转化”（即放弃信仰），不服从者继续罚蹲或送小号上刑，全天洗脑、训练。

二零零三年二月开始强制奴工劳动，定任务，每天至少奴工劳动十四个小时。每天早上五点起床，五点三十分出工奴役劳动，除了有限的十几分钟吃饭外，一般都是晚上十点多钟收工。中共加大迫害，拨款女监开始盖新楼，将犯人弄到车间去吃住。当时我被迫害的那个监区是二百多人住在一个二百多平的车间里，每人只有一尺宽的床位和一块能站住脚的地方吃饭。睡觉时是脸挨脸、脸挨脚。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我们十几个大法弟子开始罢工，绝食抗议。我同当时的大队长杨华谈判时说：“犯人也是人啊，再者我们法轮功学员不是犯人，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们的。”她恼羞成怒将我送入小号关禁闭、戴背铐、钉地环，进行新的迫害。

十二月份将我们拉出去冷冻，不让我穿棉衣，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多钟，一直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雪地里冻着，如果站不住活动的恶警就让犯人打你。晚上回到监舍后继续罚坐小板凳至后半夜两点多钟。不服从的就送“小号”上刑或暴打。深夜罚坐时，困了闭上眼睛她们就用小细棍捅你眼皮或鼻孔，不让你睡着。

二零零五年四月我出狱后，佳木斯大学开除我的工作，我与校长、人事处长、六一零（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主任、纪检委书记、化学与药学院书记等作了近百次的讲真相、说道理的工作，最后同意我在校史馆做临时的保洁工作，每月七百元工资，入不敷出，生活举步维艰。目前我正在申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