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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不为人知的生平

马克思极其在全球的徒子徒孙们,无一例外地仇恨对神的真正信仰,同时又把自己装扮得比神更崇高,这正是撒旦的特点。

文/龙延

我们中国人从小到大被强行灌输了马克思的理论,但是我们对马克思本人并不真正了解。在莫斯科的马克思研究所里有一百多卷马克思写的文字,但只有十三卷出版了。马克思写的那么多其他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不出版呢?想隐藏什么吗?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律师家庭。当马克思六岁时,他的家庭皈依了基督教,他早年是一名基督徒,信仰上帝。他高中毕业时,成绩很好,一切看起来正常。他父亲对他寄予厚望。

然而在他上大学期间,他的性格大变,心中充满了仇恨与狂妄自大,引起了他父母的不安和痛苦。

加入撒旦教

马克思家庭富裕,父亲在他上大学期间给他很多钱供他挥霍[3],而且马克思和燕妮(Jenny von Westphalen)已经秘密订婚了(燕妮家境比马克思好,人也长得漂亮,是众多小伙子追求的对象)。按照常理来说,此时的马克思应该对人生是正面而积极的。那他为什么一下子变得心中充满仇恨呢?原来他进入大学后,马克思加入了由乔安纳•萨斯卡特(Joana Southcott,据称与Shiloh魔鬼有交道)主持的撒旦教会[2],成为魔鬼教的一员。

马克思上大学初期,打算学习诗歌和戏剧。从他写的一些诗词和剧本中,人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心中对人类与神的仇恨。例如,马克思在《人之傲》(Human Pride)一诗中说:“带着轻蔑,我在世界的脸上,到处投掷我的臂铠,并看着这侏儒般的庞然大物崩溃,但它的倒塌仍不能熄灭我的激情。那时,我要如神一般凯旋而行,穿梭于这世界的废墟中。当我的话语获得强大力量时,我将感觉与造物主平起平坐。”诗的作者从世界的毁灭中获得快感,其心中的仇恨与狂妄程度可见一斑。

曾经一度是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巴古宁(Bakunin,和马克思共同创建“第一国际”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个撒旦教徒)写道:“人必须崇拜马克思。人至少必须惧怕他,以得到他的宽恕。马克思是极度自大的,自大到肮脏和疯狂。”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撒旦教的成员并非唯物主义者,他们并不是无神论者,他们相信死后的生命。撒旦教的信徒们相信神的存在,只是他们仇视神,想超过神。例如在马克思写的剧本《Oulanem》中(Oulanem是撒旦的一个宗教仪式名称),马克思不否认死后的生命,而是认为死后的生命充满了最高的仇恨。作者在剧中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1]

马克思死后不久,他的前女佣海伦(Helen Demuth)说:“他(马克思)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当他病重时,他独自在房间里,头上缠着带子,面对着一排点燃的蜡烛祈祷。”分析指出,马克思的祈祷仪式不是犹太教的(也不是基督教的),很可能是撒旦教的某种秘密魔法仪式。真实的马克思不是无神论者。

1854年3月,马克思的儿子埃德加(Edgar)在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的开头,竟然这样称呼自己的父亲:“我亲爱的魔鬼”(My dear devil)。而撒旦教徒正是这样称呼其所爱之人的,难道这是巧合吗?不仅如此,马克思的一个女婿爱德华(Edward Eveling)也是撒旦信徒。

极度自私、仇视人类

马克思从恩格斯那里得到大笔钱财,但是显然不满足。当他妻子的一位九十岁伯父要死时,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如果那条老狗(old dog)死了,就对我无碍了。”恩格斯回复道:“祝贺你,你继承遗产的障碍得病了,我希望他现在就大难临头。”那位被马克思称为“老狗”的九十岁老人去世后,马克思写道:“这是一件幸福的事。……若不是那条老狗把财产的大头给了他屋子的女主人,我妻子还能得到更多。”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高级知识份子,然而人们发现,他们的通信却充满了猥亵下流之语。除了大量的淫秽之辞之外,他们没有任何一封信是交流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梦想的。

再看看马克思对自己母亲和妻子的态度。1863年12月,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两小时前我收到一封电报,说我母亲死了。……在很多情况下,我需要的不是一个老妇人,而是其它。我必须动身去Trier接收遗产(笔者注:Trier是马克思的出生地)。”马克思心中关心的只是遗产而已。另外,马克思与妻子燕妮关系不好,她两次离开了他,但后来又回去了。燕妮死后,马克思连她的葬礼都不参加。

马克思不尽养家的义务,尽管他有能力赚钱养家,他靠恩格斯而生活。马克思和妻子生了六个孩子,三个孩子因为缺少营养而死,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自杀(女儿Eleanor在恩格斯临死前说出马克思有私生子之后崩溃了,从而自杀身亡)[2]。马克思还酗酒严重。[1]

马克思对自己的亲人如此绝情,对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众所周知马克思是犹太人,但他却仇视犹太人,还特地写了一本反犹太的书,叫《犹太问题》。他仇视德国人、中国人,蔑视地说:“德国人,中国人,犹太人都是小贩”。他称俄国人为“饭桶”,称斯拉夫人为“垃圾人种”,是“反动”种族,应该立即在世界革命风暴中毁灭。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等书中声称为无产阶级而奋斗,但是却称无产阶级的人为“蠢蛋、恶棍、屁股”,称黑人为“白痴” ,甚至拥护北美的奴隶制……

1960年1月9日,德国报纸《Reichsruf》爆出更大丑闻:奥地利总理日尔巴(Raabe),曾将在秘密档案馆中被偶然发现的一封马克思的亲笔书信送给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信中证实,马克思曾经是奥地利警方的一名领赏告密者,他在流亡伦敦的革命者队伍里当间谍。马克思每提供一条消息,就获得25元的奖赏。他的告密范围涉及到流亡于伦敦、巴黎、瑞士的革命者[1]。

马克思死于1883年3月14日,埋在伦敦的高门墓地(Highgate cemetery),只有六个人参加了其葬礼。而这个高门墓地是伦敦地区撒旦崇拜的中心,许多崇拜魔鬼的神秘黑色仪式在这个墓地举行。

事实无疑地表明,马克思是撒旦教的信徒。当然马克思不敢承认,为了掩盖,于是谎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熟练地运用了撒旦的伎俩--谎言与欺骗。换句话说,马克思作为共产党的教主,用无神论、唯物论来掩盖共产魔教的真面目,想得到从心灵上毁灭人类的目的。马克思及其在全球的徒子徒孙们,无一例外地仇恨对神的真正信仰,同时又把自己装扮得比神更崇高,这正是撒旦的特点。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开头就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不少人对此有困惑。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了,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其实就是马克思心目中的撒旦。《九评共产党》也给人们点了出来,叫“共产邪灵”。

马克思对人类没有爱,只有仇恨。一百多年来,共产主义实践着撒旦信徒马克思的梦,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好在《九评共产党》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醒,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摆脱了撒旦的控制,从而获得新生。


参考资料:

[1] Von Richard Wurmbrand,Marx and Satan(《马克思和撒旦》),Living Sacrifice Book Co(December 1986)

[2] David Allen Rivera,Final Warning: A History of the New World Order,Conspiracy (February 2004)。第六章:共产主义的起源。

[3] Rolv Heuer 在《天才和富翁》一书中介绍说,马克思在柏林上大学时,他的父亲每年给他700银元的零花钱。这是个巨大的数目,因为在那时,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年收入超过300银元。

今天谁还能控制人们的思想吗?

很多人都在说,中国社会现在比过去「自由」多了,今天谁还能控制人们的思想吗?

有一个笑话说大学考试题目是「请谈谈对世界一些国家粮食短缺的个人看法」,结果美国的考生不知道什么叫「短缺」,北韩的考生不知道什么叫「粮食」,而中国的考生不知道什么叫「个人看法」。这个笑话反映出我们中国民众在中共几十年的宣传和高压以及运动实践中,「个人思想」成了稀有物。

有人想,这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至少,共产党自己都在嘲笑过去,现在同过去应该是有很大的不同了吧?

可是,我们看看今天的人们都在想什么:「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中国不能搞自由化,一搞就乱」,「不要揪住共产党的过去不放,要一切向前看」,「给共产党时间,人权和自由早晚会到来」,「人权就是温饱权,饭还吃不饱,讲什么人权」,「什么宗教信仰,哪有神,要破除迷信,崇尚科学」,「坏事都是个别人的素质问题,党本身是好的」,「国家这么大,换谁不一样?」,「谁反对共产党,那就是搞政治,就是被人利用」,「胳膊拧不过大腿,闹什么闹?」,「稳定压倒一切」,「把经济搞上去再说」等等,人们普遍认为这些观点是自己独立理性的思考,而非来自中共的片面灌输。

人们真的是在做独立理性的思考吗?其实不然。大家想想,上面那些观点,一个不落的都是共产党为维持统治而宣传灌输、处心积虑地要让人们去接受的东西。只不过「造反有理」变成了「(党的)稳定压倒一切」。可以说,在人们认为已经摆脱了盲目崇拜,并觉得对共产党的思想控制有了免疫力的时候,党文化正牢牢地掌握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只是在前三十年,人们的思想更多的是被党直接灌输所致,而今天的人们经过多年的折腾后,不再「盲目」,把共产党灌输的东西当作了自己「独立」「理性」的思考结果。上面那些问题,如果跳出党文化的框框,都会有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看待,而不至于落入为中共的合法性作辩护的陷阱。

中国的真正国情到底是什么?

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国情就是人口多,底子薄,素质差等等。诚然,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具体问题。不过,这些并不是导致中国问题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世界上人口多的国家,人口密度甚至比中国大的国家,或者资源比中国更匮乏的国家有的是,这些问题并没有造成那些国家就一定贫穷落后,道德堕落,以及对生命和人权的极端漠视。

实际上,中国真正的国情,就是「共产党」。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能够实现国富民强,社会公平和人民安居乐业的。共产主义已经被证明是一种邪恶主义,并被世人所抛弃。虽然没有几个人真的相信共产主义,但是,不论是过去的「四项基本原则」还是现在的「四个坚定不移」,中共仍然抱着「共产党」不放。维护共产党的统治,成了中国所有问题的底线。

中国人很聪明,能看到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新的三座大山「住房,医疗,教育」,还有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贫富悬殊,就业问题,社会保障等等民生问题。人们也在探讨解决途径,也完全知道任何一种解决途径都必须要有一种「监督和制衡机制」。这些机制,可以是媒体的,或者法律的,甚至信仰的。可是,探讨来,探讨去,人们就是不敢去触及那个根本的底线——具体地说,就是不敢触及言论自由、媒体自由和信仰自由——总之,就是不能触及任何不利于「共产党统治」的话题。那么,在这种「国情」之下,从中共中央的领导到各级专家学者,给出的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不外乎就是要靠人们的「自觉性」,「自我完善」。在一个不讲道德、金钱至上的社会,这样的「自觉」可能吗?给出这种答案的人自己都不相信。没有媒体的独立监督,没有信仰带给人的来自个人内心的约束,看看实际生活是什么样:腐败是越反越腐,道德是越抓越差,贫富差距是越来越大,既得利益集团是越来越对弱势群体不具同情心。

所以,说到底,「共产党」才是中国今天的「国情」。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要面对这个「国情」,就是要先解决「共产党」。没有了共产党,13亿中国人民的智慧就能够自由的发挥,人们才能自由地去为中国问题寻找出路,而不是自我设限,在「维护共产党」这个死胡同里打转转。 (明慧周报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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