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集体上访，迄今已经11年了。因为中共在当年“四·二五”大上访之后三个月之内，发动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一场规模浩大的迫害运动，许多人很自然地把两件事用因果关系联系起来：“如果没有发生上万人去北京，就不会导致中共镇压。”果真如此吗？
“截访”和“敦促上访”
我们先从“四·二五”北京上访的直接起因来看。上访的直接起因是天津发生了当地警察殴打并无理抓捕45名法轮功学员。天津的警察对请愿的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去北京。可以说，天津警察在催促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
今天的中国，大家都很熟悉一个很有“中共特色”的名词，叫做“截访”。因为缺乏独立的司法，各地民众因为遭受不公对待而无法在当地解决，往往不得已而到北京上访，这通常被中共视为“不稳定因素”。这类事情多了，地方当局的“政绩”因此而要受到影响。因此各地都专门派人在北京“截访”，把访民押回原籍。轰动全国的安徽女访民李蕊蕊被强暴案，就是在李被“截访”，押在宾馆期间发生的。
11年前“截访”还没有如今这么猖狂，但地方当局总是巴不得老百姓不要到北京上访，怕影响了自己的乌纱帽，怎么还会“催促上访”？尤其1999年4月底，正值中共六四杀人案10周年敏感时期，天津警察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信口怂恿民众去北京上访。也就是说，天津警察执行的确实是来自北京的命令，极力促成修炼群众到北京上访。说法轮功学员一夜之间出现在北京城，中共出其不意而大为恼怒，这都是后来按宣传需要编造的谣言。
“四·二五”之前的风云
天津抓人、打人事件的背景，是天津教育学院的杂志刊登了政法委罗干的连襟何祚庥的不实文章，将明显违背法轮功原则的表现归罪在法轮功头上，暗示读者修炼法轮功会出大问题，甚至导致亡国。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的佛家修炼大法。许多法轮功学员感到，如果不能澄清事实，不但学员们的合法炼功权利会受到威胁，炼功群众还可能被别有用心的政客硬拉入肮脏的政治斗争中去。在没有出版和言论自由的中国，法轮功学员自发到编辑部澄清事实。当出版社方面了解事实后，正准备发声明更正之际，4月23日天津市突然出动防暴警察300多名，驱散自发前往编辑部澄清事实的法轮功学员，殴打并逮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
而在天津事件之前，一九九六年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就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以“宣扬迷信”为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一九九七年初，罗干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网罗罪证欲定法轮功为“邪教”。一九九八年七月公安部一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通知》中先把法轮功定罪为“邪教”，紧接着又提出：要掌握活动内幕情况，发现其违法犯罪的证据，各地公安政保部门要深入开展调查。在全国各地，两次调查都没有搜集到一条法轮功的“罪证”，但公安部并不死心，辽宁、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层公安部门开始强行驱散无辜的炼功群众，非法抄家，私闯民宅，没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等。
令中共尴尬的“好人太多了”
可见，罗干一伙要挑起“法轮功事件”，由来已久。即使“四·二五”上访事件没有发生，罗干们也会制造别的什么事件来促成一个所谓“法轮功事件”。而最终在1999年4月25日万人上访发生之后，江泽民终于跳到前台，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迫害。
迫害发生7年后出版的《江泽民文选》中披露了中共发动迫害的真正原因：江在1999年4月25日当晚给政治局写的信（在文选中题为《一个新的信号》）中，明白表示了对法轮功的迅速发展、及其对民心的凝聚力的担忧，认为法轮功在和“党”争夺民心。他问道：“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
法轮功作为一种佛家修炼法门，没有想和谁争民心，也不想战胜谁。可是在当今道德沦丧、党官贪腐淫乱的社会中，以“真、善、忍”为基本原则的修炼如一股清泉，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人心向善乃本性所趋，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凝聚力”吧。这样看来，这场迫害的发端，说来和“四·二五”并无因果关系，和科学不科学，吃药不吃药，也没什么关系。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最终原因，说白了不仅仅是“炼功人数太多了”，而是“好人太多了”。大批民众信仰“真、善、忍”的实践，把一切不正的都暴露出来了，尤其是以谎言、暴力为依托的中共政权更坐立不安，于是它便跳到前台大打出手。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