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莫測多少撲朔迷離事 天地蒼茫真相指南不愁歸宿
最近存檔目录:
 

中科院博士:“四•二五”随朱镕基进入中南海

石采东
(明慧记者荷雨采访报导)十一年前的四月二十五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赴北京国务院信访办,为争取自由修炼的合法权利而和平上访。当时北京中国科学院博士研究生石采东先生,是被总理朱镕基带进中南海反映情况的三位法轮功学员之一。在经历了十一年的连宵风雨和人生轨迹的巨变之后,回首往事,现居纽约的他出奇地平静,觉得当年的经历“自然而然”,他认为 “这是一个不变的选择,一个无悔的选择”。

“四•二五”导火索

九九年四月的那段时间,石采东一直忙于实验,他当时正在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二十四日晚,当他做完实验赶去一位法轮功学员家共同学习法轮大法,这才听说,因何祚庥日前在天津《青少年科技博览》上发表的那篇污蔑炼法轮功的文章,天津学员去编辑部澄清情况,二十二、三日被防暴警察殴打、驱赶,四十多人被捕。天津警方称要解决问题得去北京。

“中科院的人都很熟悉何祚庥的底细,他以前是宣传部的,他不搞计算,也无创新,只是读了别人的文章发发感想。他喜欢标新立异,凡事都要评论、批判一番。当中共要镇压谁,他就跳出来生事、充当打人的棍子。因与罗干的特殊(连襟)关系,他当上了中科院院士。真正的院士会在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科研观点,可何祚庥在学术界没有市场,这才会在天津地方性杂志上发表这种与身份不符的歪曲事实的文章。当时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的法轮功学员都认为那篇文章所言不符实际,就有几十位导师、博士联名给编辑部写信陈述实情。”

在此之前,九六年新闻出版署禁止出版《转法轮》,石采东和许多学员就给新闻出版署和中央领导写信反映情况,但一直没有回音,而且情况还在进一步恶化。“我其实比较内向,又长期埋头念书、做科研,不太过问世事,面对这种非法、无理的打压,就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去国务院信访办直接反映情况可说是当时的唯一选择。”

“朱镕基带我们走进中南海”

那天是周末,尽管石采东来北京不到一年,路也不熟,可他也没招呼别人,一个人一大早就搭公共汽车去了,七点半左右就到了府右街。北京的四月,天亮的早,那时已有很多人了,街道两边的人行道已站满了学员。

“我很少出来,就想先转转,找个认识的人了解一下情况。后来人越来越多,多得不见尽头。大家具体也不知该怎么做,男女老幼的学员都安安静静地等着里面的人出来听大家反映情况,没有人喊口号、大声喧哗、交头接耳什么的,有的捧着书在看,有的在炼功。我走过一个小区,看到街对面的小公园外面,有好多人在排队上厕所,很自觉地排队。那天人虽多,感觉交通跟平时差不多的通畅,骑自行车的也来来往往的,一点都没有人多杂乱的感觉。”

“我继续往南走,在街道两边,在十字路口,看到学员自己在帮助疏散人流,维持秩序,还有学员拿着垃圾袋收集垃圾,整个现场秩序井然;穿着制服的警察很悠闲,有的与学员搭话,有的在相互聊天。”

大约八点多,刚经过中南海西门,石采东就听到身后人群中响起了掌声,在这片宁静中显得格外清脆。“我转身回看,只见朱镕基和几个工作人员正从对面大门朝学员走来。大家都高兴地鼓掌,准备围上去反映情况,这时有学员提醒大家原地不动,维持好秩序。”

朱镕基大声问道:“你们到这来做什么呀?”站在门口的学员,从穿着举止看,大多是从京郊来的。刚听到问话,好象不知如何作答,没人吱声。好一会,才有人回道:“我们是法轮功学员,来反映情况。”

“你们不是有宗教信仰自由嘛!有什么问题,你们派代表来,我带你们进去谈。你们谁是代表?也没法和你们这么多人一起谈呀!” 朱镕基接着说。

石采东首先自告奋勇地站出来,大家也纷纷举手,都想进去反映情况。“朱镕基说人不能太多,就在学员中点了我们三个先站出来的学员。”

朱镕基带他们三人进入中南海,边走边大声问:“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不是做了批示吗?”学员都很愕然:“我们没看到呀!”来到中南海西门传达室,朱镕基就吩咐工作人员去找信访局局长和副秘书长。

不久,四位中年官员“受总理委托”来到传达室里,与学员代表会谈,了解情况。在登记学员情况时,石采东才知那位女学员是北大某电脑公司的职员,另一中年男学员是位下岗工人。

那位女学员首先说:“何祚庥在天津《青少年科技博览》上发表污蔑法轮功的文章,天津法轮功学员到杂志社澄清真实情况,却被公安抓了四十多人,希望能尽快释放他们。”

“又是何祚庥?!”一个官员低声嘟哝。“不就一个何祚庥吗?!”信访局的那位负责人边记录边说,语气中透出几分轻蔑。

“法轮功修炼‘真、善、忍’。我们通过修炼亲身受益,就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人传人,心传心,修炼的人越来越多。现在,一些地方学员炼功受到干扰,我们希望有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中年男学员补充道。

“还有《转法轮》本来是公开出版发行的,但国家新闻出版署禁止出版,我们希望允许《转法轮》公开出版发行。”石采东重提了以前请愿信中的诉求。

他们三人你一言我一语地陈述着。“归纳起来,我们当时反映的情况主要有三点:一是希望天津尽快释放法轮功学员;二是允许《转法轮》公开出版发行;三是希望能有合法的修炼环境。接待的官员表示将向国务院和中央领导汇报我们的情况和诉求,希望大家尽快离开。”

出来后,石采东向等在外面的学员介绍了会见的情况。因还有另外的事情要处理,石采东从中南海出来后不久就离开了。晚上大约九点,他决定再去中南海。在半道上遇见返回的学员,听说当天下午,国务院领导又找了当时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学员了解情况,现在事情已基本得以解决,大家都已静静地离开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那年的七月,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四•二五”和平上访被歪曲成“围攻中南海”,被当作镇压的借口。“很多人都觉得这很可笑,我的导师现在已是中科院院士、所长,他也觉得我们维护修炼和做好人的权利很正当,是合理、合法的,觉得中共说辞很荒唐:‘那算什么围攻啊?!其实根本没攻,连围都说不上。’是啊,我们当时大部份人都在中南海的西、北面,南边和东边都没站人,行人出入自由,没对政府工作造成任何影响,怎么能算‘冲击中南海’?而且他们对法轮功迫害的预谋,早在九六年‘光明日报事件’就开始了,真是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一贯搞运动整人的中共这一次迫害法轮功,迫害的是一群信仰‘真善忍’的好人,是社会的良心与中坚。象中科院地理所博士生导师李宝庆研究员,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科院‘七五’重大科研任务先进工作者;他夫人刘静航老师也是遥感应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就因为坚持信仰,六十多岁的老人还被劳教三年,受尽酷刑折磨。”

石采东也不时地被骚扰、绑架,再无静心修炼和埋头工作的自由,最后不得不用与美国特拉华大学合作的机会离开了深爱的故土,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旅居美国。
秩序井然的上访群众

“四·二五”之前的平凡事

文/河北省大法弟子

在1999年7.20前,河北涞水县约有近万人修炼法轮大法,永阳镇有近1000名法轮大法学员。当时我在永阳镇司法所工作,所有镇干部都愿到法轮功学员多的村里,因为这样的村子工作好做,不管是税收还是征收公粮,法轮功学员都走在最前面。

每逢麦秋后征收公粮,镇干部和村干部都在喇叭上广播:全体村民,希望大家向人家法轮功学习,人家法轮功老早就把最好的、最干的、最干净的麦子超额交到粮站了。粮站工作人员问:是法轮功吗?是法轮功的麦子就不用检测质量,都是好麦子,我们信得过。

选村干部时,镇干部表示,最好从法轮功里选拔一些有能力的人才。而村民投票时也表示:选拔法轮功当村干部我们放心,不贪,不占,不抽烟,不喝酒,不嫖娼、不索贿。在当时,全县确实有不少法轮功学员当过村干部。

到 1998年下半年,永阳派出所所长不断向我了解法轮功的情况:比如法轮功的核心是什么?有什么好处,共有多少人炼,各村有多少人炼。到1999年 4.25前,所长又和我了解法轮功的情况,这次他很严肃地说:“你是司法,我是公安,咱们是一个大系统;有一句话我也早该跟你说了,公安部内部有文件,要求各地公安对所有法轮功学员进行全面调查。因为炼法轮功的人太多了,准备采取控制措施……你可别太露头了,回避着点。”

炼的人多不是说明功法好,受益的人多吗?凭着这个,就要采取什么措施?

瑞士的“中南海”

瑞士联邦大厦
在中国,中南海附近几乎可以和禁区等同。许多访民还没靠近中南海,就会被拘捕遣返,据说就是因为那里面是“国家领导人的办公要地”。十一年前万名法轮功学员在紧邻中南海的府右街(国务院信访办所在地)上访,就被许多人认为是“闯了禁区”。若说谁有不公,想要进入中南海解决,更是不可想象的“天方夜谭”。

负责接待参观瑞士联邦大厦事务的维特里希(Wüthrich)女士,对民众被禁止接近中南海不能理解。因为瑞士的联邦大厦是国家政要开会办公的地方,就如同是瑞士的“中南海”。进入联邦大厦的唯一要求是,带上一份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然后通过类似上飞机前的安检。

维特里希女士说:“政治是公开的,民众应该成为其中的一员,所以联邦大厦对民众一直是开放的。以前,人们甚至可以在联邦大厦自由地进出,不需要任何检查。”

除了节假日和议会期间,民众几乎每天都可以在导游的带领下参观联邦大厦,可以去国会议员们开会的议会厅坐坐,在他们讨论的地方讨论一番。换句话说,你有不平之事可以进到“中南海”里面交涉,连“信访办”都不用去。

在瑞士可以直接找到议员“上访”,维特里希女士经常将此方法介绍给参观联邦大厦的游客:“议会有个网页,可以找到所有议员的地址,联系方式,可以和每个议员联系。我也经常告诉参观者,应该利用这种联系,说出自己的观点,想法。”

而联邦大厦前的广场,从政治和地理角度来说,和中国的天安门广场大致相当,也可被看作是中南海前面的地方。这里不仅仅是接见国家元首的地方,更是很多人聚众活动的首选。

瑞士法轮功学员也曾在联邦广场集会。二零零一年,他们从瑞士各地步行来到联邦广场,在广场上炼功,并向瑞士外交部说明了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二零零三年,他们在广场上摆出了四十二米长的“悼念墙”,上面是当时被证实遭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照片。他们希望能有更多人关注正在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

维特里希女士认为能在联邦广场上举行各种活动非常好:“在瑞士的心脏,为什么不呢?这样也可以拉近政要和民众的距离,否则距离太远,政要们高高在上,我们作为民众不能发言,其实并非如此,我们有很多要说的。我觉得这样很好。”

尽管在联邦广场上的活动常常会有横幅,大声的发言,有的甚至会需要让车辆改道,但是瑞士政府并未因此而抱怨广场集会活动干扰社会秩序,更没有哪个团体因为在广场上抗议而被镇压。在二零零八年,上万人聚集联邦广场,抗议在瑞士国会占席位最多的政党--瑞士人民党的政治文化,同时支持受到该政党排挤的联邦委员。

负责签发活动许可的伯尔尼地方及商务警察局局长赫普(Heeb)先生介绍说:“只要能保障安全,能遵守法律,就可以在联邦广场上举行示威活动,节日庆典,或其它的活动。”

而在中国,聚众基本上被和闹事联系在了一起,只要是聚集到了如中南海附近的所谓要地,就被视为是违反法律,反对政府的行为,就算仅仅是为了反映情况。法轮功学员九九年在“四•二五”上访的时候始终安静平和,但是中共却给扣上所谓“干扰社会秩序”的罪名,误导很多人认为就是因为法轮功学员“闹事”才有了中共后来的迫害。

维特里希女士认为在瑞士决不会因为一个团体在联邦广场上游行抗议就对他们镇压,歧视。她表示类似将“四•二五”事件作为迫害理由的事情在瑞士不会发生。

明慧網版權所有 © 1999-2010 ZHOUBAO.MINGHUI.ORG 歡迎轉載,但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