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振岩
自清末、民国，直至1950年前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穷国，并因连年战争造成众多人口缺乏教育的情况下，普及教育自然被认为是关乎民族兴衰的大事。因而武训无私兴学的精神在民间、官方都备受推崇，当地百姓甚至尊称他为“武圣人”。
1950 年12月，电影《武训传》公映。电影在全国上下，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几乎好评如潮。然而谁也没想到，一股暗流也在涌动。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批判武训“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社论虽然不长，可杀气腾腾，字字见血，从此拉开了中共建政后第一场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序幕。
发动政治运动，自然党员首先带头。同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短评《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紧接着，一些善于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文人，如周扬、何其芳等，纷纷出面写批判文章。全国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文教、历史研究部门以及各界名流都被组织起来召开各种批判会，并纷纷表态。据统计，从5月份的《人民日报》社论开始到8月底的三个月间，全国各类主要报刊上以个人署名的批判类文章就多达800 余篇。
也许仅仅靠煽动和政治威胁还不足以让部分坚持良知的知识分子完成“思想改造”，另一个“斗争手段”——欺骗开始粉墨登场了。开展大批判的同时，以江青为首的16人调查组经过数月“调查”，写出了一篇《武训历史调查记》，其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的反动政府赋予特权，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表面看来，《调查记》开列了一百六十余位被访人的名单，征引了大量史料，似乎言之有据。许多原本尊敬武训的国人因此真的相信了《调查记》的结论。
然而《调查记》所采用的手段，却是后来在历次政治斗争中惯用的“先定结论后找证据”。当时堂邑县长说不能否定武圣人，县委书记只得拉他的衣襟示意。一位七十多岁的清朝藤甲兵赞扬武训，村干部告诉他不要再讲武训的好话后，调查组再去访问他时，他就以耳聋，听不懂话为由，什么也不讲了。据当年参与调查者35年后的披露，“被调查人在预先不知道调查团的目的情况下，对武训的作为都大加赞扬，说他是好人，是圣人。”（《赵国璧同志谈当年调查武训其人其事的一些情况》）
这次以及随后的政治运动，的确使得中国人彻底“改造了思想”，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人性中自然的善恶观，短短几十年中已被彻底颠覆。武训虽未读书，但其一生的行为却恰恰是传统文化中儒家“仁者爱人”的具体体现。然而在党文化中，衡量好坏善恶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其是否符合“党的主旋律”。《武训传》大批判的时代，“主旋律”是“阶级斗争”，讲的是“暴力革命”、“阶级仇恨”，“仁爱”自然成了党文化的截然对立面。一生行乞的武训也许想不到，如果当年他把乞讨得来的钱吃喝嫖赌挥霍殆尽，然后再去富贵之家劫掠，那么他在后来党文化主导的历史中，或许反而会成为被正面讴歌的“反封建”形象。
在这次《武训传》大批判中所运用的手段，此后被大量运用于各种运动中。57年反右、十年文革，无不如此。所不同的仅仅是，由于武训其人早已亡故，无法直接将肉体迫害加诸其身。不过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武训的坟墓到底还是被不甘心的造反学生们掘开，尸骨被焚烧，塑像、匾额、祠堂被毁。几十年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运动所强加于人们头脑中的党文化，早已麻木了中国人的灵魂。在高于一切的“主旋律”的光环下，一切罪恶似乎都找到了合理的根据。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是为了划清阶级立场；亲友互相告发揭秘，成了“大义灭亲”。掘坟毁祠这种传统道德中被视为绝对下作的行为，也成了“爱憎分明”的表现。类似这样的政治运动，此后绵绵不绝，延续至今（见本期周报“时事评论版”文章“从批《武训传》到迫害法轮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