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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一丐:武训的故事

武训故乡的武训像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的一天,山东堂邑县一位59岁的老人去世,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各县上万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行列络绎数里。

这位老人叫武训。在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载入正史的,大概武训先生是第一人了。武训本没有大名,因在同辈兄弟中行七,所以一直被叫做武七。武七三岁丧父、七岁丧母,自小行乞为生。目不识丁的武七,在心底却一直编织着一个不可思议的梦想:他要集资兴办义学,让贫寒的孩子们都能读书!

自21岁起,武七到各地去行乞集资。他找机会为人家做工,同时有空就出门乞讨。要饭时,遇到吝啬不给东西的人,他唱着:“不给俺,俺不怨,自有善人管俺饭。”

当遭遇声色俱厉的谩骂时,仍然温和以对:“大爷大叔别生气,你几时不生气,俺几时就出去。”

武七把要来的钱都积攒起来,要来的干粮,好的完整的卖掉,换成钱攒起来。自己只吃粗劣、发霉的食物和菜根、地瓜蒂等。武七一天到晚不停地工作着,没有休息的时间,他干别人不肯干、不屑干,或不会干的活。

他有时还象个江湖杂耍艺人一样表演锥刺身、刀破头、扛大鼎等节目,甚至吃毛虫蛇蝎、吞石头瓦砾,以换取赏钱。而他自己则仍然“且佣且乞”,在白眼和鄙夷中,他的足迹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

经过多年的辛劳,武七终于积少成多,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他打听到本县有一位举人杨树芳,为人正直,名声很好,值得信赖,想把钱存放在杨家,于是跑到杨府求见。由于他是乞丐,主人拒而不见,他便在大门口一跪就是两天,最后终于感动了杨举人。武七把乞讨积钱、兴义学之事原原本本叙述一遍,杨举人大为感叹,不但答应帮他存钱,并且表示要助他办学。

光绪十四年(1888),武七花钱4000余吊,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武七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来实现他的理想,在这三十年里,他受尽苦难,但始终坚定地一步步迈向目标。学校建成后他亲自跪请有学问的进士、举人任教,跪求贫寒人家送子弟上学,当年招生50余人,不取分文。开学当天,准备了丰盛的筵席招待学董、老师和乡绅,武七自己却在外面向来宾磕头致谢,坚决不肯入席。宴会后吃些残羹冷炙而心满意足。

义塾成立后,武七实现了心愿,但依旧要饭为生,依旧住在破庙里面,学生们集体跪求他来住义塾,他也不肯,说:“我过的生活自己不觉得苦,只要你们努力学习,我比什么都快乐。” 平时,武七十分关心学生的读书情况,常来义塾探视,对勤于教事的塾师,叩跪感谢;对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下跪泣劝:“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一天清晨,学生都已到齐,塾师却尚未起床。武七悄悄地走进塾师的卧房,不声不响地跪在床前不住地流泪。塾师醒来后,武七说:“先生睡觉,学生胡闹,我来跪求,一了百了。”还有一位塾师请假回家,逾期不归。武七步行六十华里赶到塾师家,孤身等候在门外一个通宵。塾师羞愧万分,再不敢超过期限。师生们感动于武七的真挚诚恳,没有一人再有一刻的疏忽怠慢,义塾的学风非常勤谨严肃。学有所成者日众。

此后武七得到寺院、官绅相助,在馆陶县杨二庄和临清县御史巷兴办了第二所和第三所义学。武七的义举很快传遍乡里,并传到朝廷官员耳中,清廷嘉奖并赐名为训。

第三所义塾成立不久,武训身染重病,却不肯占用房间,躺在义塾的屋檐下休养。半个月后,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二十三日,武训在朗朗读书声中含笑离世,终年五十八岁,遵遗嘱葬于柳林崇贤义塾旁。发丧之日,沿路六十里各村民众自发设奠路祭,自动送殡者达万人,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师生们哭声震天,市民闻讯泪下,当时有人互相低声地问:“谁说武训没有儿子?”

十年后,清廷将其业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为其修墓、建祠、立碑。武训的业绩受到世人的钦敬,许多名家题词,全国出现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多处。一九四五年,冀南行署在柳林创办武训师范。

《武训传》遭遇党文化

文/陆振岩

自清末、民国,直至1950年前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穷国,并因连年战争造成众多人口缺乏教育的情况下,普及教育自然被认为是关乎民族兴衰的大事。因而武训无私兴学的精神在民间、官方都备受推崇,当地百姓甚至尊称他为“武圣人”。

1950 年12月,电影《武训传》公映。电影在全国上下,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几乎好评如潮。然而谁也没想到,一股暗流也在涌动。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批判武训“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社论虽然不长,可杀气腾腾,字字见血,从此拉开了中共建政后第一场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序幕。

发动政治运动,自然党员首先带头。同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短评《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紧接着,一些善于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文人,如周扬、何其芳等,纷纷出面写批判文章。全国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文教、历史研究部门以及各界名流都被组织起来召开各种批判会,并纷纷表态。据统计,从5月份的《人民日报》社论开始到8月底的三个月间,全国各类主要报刊上以个人署名的批判类文章就多达800 余篇。

也许仅仅靠煽动和政治威胁还不足以让部分坚持良知的知识分子完成“思想改造”,另一个“斗争手段”——欺骗开始粉墨登场了。开展大批判的同时,以江青为首的16人调查组经过数月“调查”,写出了一篇《武训历史调查记》,其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的反动政府赋予特权,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表面看来,《调查记》开列了一百六十余位被访人的名单,征引了大量史料,似乎言之有据。许多原本尊敬武训的国人因此真的相信了《调查记》的结论。

然而《调查记》所采用的手段,却是后来在历次政治斗争中惯用的“先定结论后找证据”。当时堂邑县长说不能否定武圣人,县委书记只得拉他的衣襟示意。一位七十多岁的清朝藤甲兵赞扬武训,村干部告诉他不要再讲武训的好话后,调查组再去访问他时,他就以耳聋,听不懂话为由,什么也不讲了。据当年参与调查者35年后的披露,“被调查人在预先不知道调查团的目的情况下,对武训的作为都大加赞扬,说他是好人,是圣人。”(《赵国璧同志谈当年调查武训其人其事的一些情况》)

这次以及随后的政治运动,的确使得中国人彻底“改造了思想”,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人性中自然的善恶观,短短几十年中已被彻底颠覆。武训虽未读书,但其一生的行为却恰恰是传统文化中儒家“仁者爱人”的具体体现。然而在党文化中,衡量好坏善恶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其是否符合“党的主旋律”。《武训传》大批判的时代,“主旋律”是“阶级斗争”,讲的是“暴力革命”、“阶级仇恨”,“仁爱”自然成了党文化的截然对立面。一生行乞的武训也许想不到,如果当年他把乞讨得来的钱吃喝嫖赌挥霍殆尽,然后再去富贵之家劫掠,那么他在后来党文化主导的历史中,或许反而会成为被正面讴歌的“反封建”形象。

在这次《武训传》大批判中所运用的手段,此后被大量运用于各种运动中。57年反右、十年文革,无不如此。所不同的仅仅是,由于武训其人早已亡故,无法直接将肉体迫害加诸其身。不过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武训的坟墓到底还是被不甘心的造反学生们掘开,尸骨被焚烧,塑像、匾额、祠堂被毁。几十年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运动所强加于人们头脑中的党文化,早已麻木了中国人的灵魂。在高于一切的“主旋律”的光环下,一切罪恶似乎都找到了合理的根据。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是为了划清阶级立场;亲友互相告发揭秘,成了“大义灭亲”。掘坟毁祠这种传统道德中被视为绝对下作的行为,也成了“爱憎分明”的表现。类似这样的政治运动,此后绵绵不绝,延续至今(见本期周报“时事评论版”文章“从批《武训传》到迫害法轮功”)。

记人之长 忘人之短

宁戚是春秋初期的卫国人,因无处施展才华而决定去投奔齐桓公。由于穷苦贫困,便扮成游走的商人,赶着牛车来到了齐国,夜宿于齐都的郭门外面。

一天晚上,齐桓公从郭门这里出来迎客,宁戚正在车下喂牛,于是就急忙击牛角而悲歌,诉说自己怀才不遇的万分惆怅。齐桓公听了他所唱的歌后,认为他绝非平常之人,于是决定任用他。这时群臣都说:“他是个卫国人,离齐国只有五百里,并不算远,不如命人去打听一下。如果真是有才德的人,再任用他也不晚。”

齐桓公说:“不是这样。如果问了,恐怕人们会说他有小过失,如果因为他有小过失,就抹杀了他的才德,这就是做人主的之所以会失去天下的人才。而且人本来就没有完美无缺的,要用他的长处。”随即命管仲迎拜他为齐国的上卿。宁戚果然不负所望,他才华横溢,管仲都对其极为器重和佩服,后来成为齐相,千古垂名。齐桓公能够礼贤下士、重贤任能,最终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齐桓公说的话非常有哲理。人无完人,我们看人,应该多看别人的长处,不要老盯着别人的缺点。唐朝著名的宰相诗人张九龄说的好,应该“记人之长,忘人之短。

忠仆李善

文/史鉴

汉代有个富人李元,李善是他的仆人之一。在一次大瘟疫中,李元全家不幸相继得病死去,只留下才出生几个月的孤儿李续。

仆人们看看任人摆布的李续,又看看眼前明晃晃的万贯资财,竟然心生歹念,聚在一起商量:“只要让李家绝后,我们就可以把李家家财分了!”李善听到了,赶紧偷偷抱着李续逃走,在瑕丘县躲起来,亲自抚养李续。辛辛苦苦拉扯李续大了,又领着李续到官府去告状。

当时钟离意任瑕丘县县令,就把这件事禀报给汉光武帝。光武帝同情他俩相依为命,让他俩都做“太子舍人”的官。恶仆被绳之以法后,李善才重回阔别已久的故乡。回乡后,李善不是向乡亲炫耀自己的官服,而是把官服官帽脱下来,换上仆人的衣服,为李元扫墓、祭奠,痛哭了好几天才离去。

一提到古代主仆关系,被党文化灌输了的大陆人可能马上就会联想到“剥削”、“压迫”等一系列仇恨宣传用语。其实传统中国人重德信佛,有心法约束,多数主仆关系比现在和谐得多,甚至情同亲人。许多老年人对待家里来的师傅客客气气的,现在年轻人理解不了。

许多老一辈人当保姆恪守本分任劳任怨,现在年轻保姆也理解不了。老一辈和年轻人之间的显著差别,不就是传统文化观念接受得多不多、重不重德的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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