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连大法弟子莱恩

前些日子有位外地同修来我地办事，拿了一千元钱和搜集到的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之徒的名单，托人交给了我地资料点。办完事要回去了，临上火车前，又把兜里仅有的二百零八元（包括一张五元，三张一元的零钱）全部交给本地同修转交资料点。她说，“上了火车就不需要花钱了，把剩下的钱全部留给资料点证实法用。”

我没见到她，也不知道她姓甚名谁，更不知她在火车上要坐多久，也不知她渴了、饿了或要急用钱时怎么办？我只知道，当我见到这些钱时，心中有一种感动，被同修的无私、对大法的那颗赤诚的心深深的感动。

当然，我们很多的同修也都是这样做的，即使在自己被迫害严重的情况下，有家不能回时，在流离失所中，凭着对大法的正信，百折不挠，坚定的用种种方式让民众明白法轮功真相。有个同修的女儿（小弟子）时常把在学校的午餐费省下来给妈妈买纸印资料用。有的资料点的同修忙，没时间做饭，往往是以一碗米饭拌辣酱或一小袋饼干作为一顿饭。他们过着最简朴的生活，把节省下来的钱用在证实法、救度众生上。有的做生意的同修把挣的钱送到资料点，或买好了耗材送去。许多同修们都是这样，不管钱多钱少，也不管能力大小，大家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相互扶持，只为一个共同的目标。

有个同修的丈夫相信大法，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主动为同修买电脑建立家庭资料点。同修的丈夫和儿子虽然工作很忙，还是抽出时间在电脑知识和技术方面给予她很多的帮助，有时间还帮她做资料，尽他们的所能。家人明白真相，知道法轮大法好，帮着大法弟子做证实法讲真相的事，已经成为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记得在大法遭中共迫害的初期，有一个常人亲戚很困惑的问我：“你为什么学法轮功？别人学我能理解，你学我真不理解。”我想他可能觉得我修炼前是个很精明、很有主见的人，也可能觉得学法轮功的人“没头脑”，是“受骗”、“跟风”。我回答他说，因为法轮大法改变了我，我在大法中身心受益，并且真正明白了做人的道理。真、善、忍哪一个字不好？那么多的人学炼法轮功，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明智的选择，我们每一个修炼人都有亲身体验。你想一想，在现今的中国社会，如果一个人想让别人听他的，要么他非常有钱，要么有权，包括国家主席，他如果没有军权都不好使。你看我们师父，一没有钱，二没有权，却有一亿弟子拜他为师。学员们在这么强大的压力下，冒着被抓、被打、甚至被迫害致死的危险，还在坚定的修炼法轮功，敬师护法。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法轮大法到底是什么。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师父，任何人也做不到，这就是佛法的力量。”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大法弟子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啊，我真为拥有这样的同修感到自豪。在全世界七十亿人中我能成为大法弟子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让我感到无比的庆幸。感激师尊的教化，感谢同修的帮助，感谢家人的理解，感谢明白大法真相的世人道义上的支持。

文/一言

叶格（Harald Jaeger）是个忠诚的东德边界守卫，受到赏识和信任，他在东柏林波荷木街通往西方的一个过境检查哨担任干部。

1989年11月9日晚上，东德当局宣布，封闭28年的东西德边界恢复开放，大批民众涌入他的检查哨。他下令放行时深感羞愧，他说：“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感到党和政府背弃了我，特别是，当时我的意识形态彻底崩溃。”

作为一名边境干部，叶格深受东德共产党的政治洗脑，造成他当时的表面感觉如此。然而，也许是人类共有的良知在心灵深层不觉地起了作用，当天晚上，他的检查哨是最早开放的。

叶格隶属东德秘密警察，官衔为中校。当晚他已交接下班，正在餐厅吃三明治。当他听到东德政治局委员夏波夫斯基在电视上宣布，准许东德民众前往西方旅游的新规定立即生效，他愣住了。和他一起看电视的长官也愣住了。打电话请示上级，但没有人给予进一步指示。默不作声也是上级们当时的一种选择，这一选择帮助了柏林墙守墙官兵们做出正确选择。

半小时后，人潮陆续涌入，民众塞爆检查哨外。叶格当下决定，彻底开放边界。

其他许多官兵干脆放弃了守卫，站在一侧无为以对，顺应天意。结果数十万群众一眨眼工夫居然把数十里市区的柏林墙推倒。

20年后，66岁的叶格对1989年放行的事情有了完全不同感受，他说：“事实上，那是正确且势在必行的，而且时机完全正确。”

叶格说：“我不是英雄。我只是当晚做对了事。”

另一名东德守兵英格·亨里奇，当时却选择了不同的做法，给自己和他人都带来完全不同的后果。

1989 年2月，也就是柏林墙倒塌9个月前的一个冬夜，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好朋友高定一起偷攀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射杀他的东德卫兵英格·亨里奇于1992年在柏林法庭上被判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

法官这样对亨里奇解释对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卫兵之前就知道。”

中国文化讲因果报应。做对事看起来只是一瞬间的选择，但瞬间的选择同样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后果，甚至影响自己和他人的一生。人生在世，选择做对事的时候当时可能感到很难，但时过境迁后发现，选择做对事永远都是最值得的。

文／欧阳非

中共利用所谓的“转化率”这个考核指标把工作单位、地方政府、司法机关等全面调动起来参与迫害法轮功。可是，把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往哪里转化呢？而中共的所谓转化实际上是强制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这本身就违反了宪法保障的信仰自由。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进入第十一个年头的前夕，中新网未署名转载了一篇文章，是对专门替中共从事研究如何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御用教授陈昌文的采访。陈现任四川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他道出苦衷，说“转化”非常困难，最大的难处就是法轮功学员对神的坚定信仰，挡住了中共的转化之路。

陈姓教授一上来先是把法轮功抹黑一通，胡说什么法轮功学员大多是社会转型期的贫困人员，加入法轮功的目的是为了在一个群体中获得自尊。大概陈昌文忘记了在 1999年7月20日以前，数千万法轮大法弟子遍布中国主流社会的各个阶层。作为专门跟踪研究法轮功问题的所谓专家，陈昌文不会不知道，在海外的法轮大法弟子中，很多都是有硕士、博士学历的。陈姓教授说的什么为了自尊更是无稽之谈。法轮功学员修炼的过程就是去执着心的过程，包括名、利、情，这跟寻找自尊有什么关系？要说目前大陆有的大法弟子流离失所，生活困难，那正是大法弟子遭受中共这十多年来的残酷迫害的证据。

陈昌文是搞心理学的，他把对信仰“真善忍”的坚定诬蔑成是什么“认知障碍”，其实，正是他自己有严重的认知障碍。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的研究目的就是要在心理学方面研究如何去让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真善忍”，放弃对神的正信。但是，他没有回答一个最根本的前提性问题，那就是，信神有什么不对吗？

这个问题不先回答，陈昌文把信仰神的人“转化”成无神论者的行径就没有立足之地。

可见，陈姓教授对自己的研究领域根本就本末倒置，认知障碍不是很大、很严重吗？为了个人利益，或者为了心理学的课题经费，就昧着良心去帮助中共转化法轮功学员，实际上他就是直接参与对法轮功的迫害了。

原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孙延军博士曾指出，中共为了转化法轮功学员，花了很多钱设立了上千项的心理学项目研究。孙延军说：“中共利用心理学诽谤被镇压对象的声誉，迷惑他们的理智，欺骗他们的感情，动摇他们的意志，控制他们的行为，最终摧毁他们信仰的核心价值。”

陈昌文作为四川大学心理学研究所所长，正是这样被中共利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

其实，我们看到陈昌文抹黑法轮功的说辞，完全可以用到其他宗教上，特别是早期受罗马皇帝迫害的基督徒身上。但是，历史上对正信的迫害从来没有成功过。法轮功没有被中共迫害倒，反而在世界弘传，目前法轮大法弘传到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被翻译成了三十多种文字。陈昌文在采访中无奈地表示，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很困难，从反面告诉了人们，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必然失败。

文/慕容飘雪

今天偶然看到朋友博客里的文章，写她结婚一年后某天晚上的心情。我从字里行间感受得到，她内心似乎有点忧郁和闲愁。哀叹这婚后毫无生机、平淡灰暗般寂寥的日子。其实，很多人会在某些时候拥有相似的心情，内心渴望着色彩斑斓而又丰富多变的明天，可是现实中的每一天又是那么的无奈和一成不变。会让很多年轻和充满幻想的心变得沉寂和忧伤。

人生有很多条路，每条路走起来都不轻松。但是每个人都有憧憬的梦想，期望的那头充满着阳光。只是当你实践并踏过那些足迹后发现……平淡中有辉煌，灿烂中有凄凉。无论是什么人，遇到什么样的际遇，其实，最关键是你自己——如何用良好的心态去面对过去、现在和未来。

还记得那年，一个教西方经济学的老师让同学们讨论“什么是幸福？”并让每人交份答卷。我当时的文章得了5+。我知道，作为修炼“真善忍”的人，这些年无论遇到什么事，我都希望自己幸福的同时能给更多人带去幸福。无论我们经历了什么，要学会去调节自我，学会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学会先去想别人再考虑自己，学会宽容理解代替埋怨忧愁。其实幸福就在你身旁，不仅仅是一种实物，而是一种心态。

告诉大家一个关于幸福的公式。“幸福=所得/贪欲”。幸福的含量高低在于你的贪欲和奢望有多高，因为你得到的是相对固定的，所以——贪欲越高，幸福的比值越低。朋友们，愿大家都拥有乐观、娴静的心态，做什么事都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别人，用豁达的眼光去看事物，用谦和的心情去对待他人，用理解的桥梁与朋友沟通，无愧地面对镜子中平淡的你，那么在你身旁的幸福你一定能体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