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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传文化中的修史观

文/萧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传承源远流长。在世界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的文化传承没有中断,一直延续至今。在文化典籍方面,尽管在漫长的岁月中屡遭劫难(如秦始皇焚书、历代毁于战火),但劫后幸存的典籍仍然浩如烟海。从唐朝以后,图书分为经(儒家经典)、史(史学著作)、子(诸子百家之书)、集(个人文集、专著)四部,也就是四大类,其中的史书就很多。有一套大书最为璀璨夺目,那就是二十四史。

庞大的史学工程
  
二十四史,共3229卷,约4000万字。其字数等于40部《红楼梦》,或60部《三国演义》。其写作的时间,从司马迁在西汉写《史记》,到清乾隆年间设馆修《明史》,花费了大约1800年。如果再算上《清史稿》,那就是 2000年左右。二十四史是世界史学史上的奇迹,亦是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

二十四史的价值
  
首先,它是史料的宝库。从史学的角度看,尽管我国传世的史书和其它文化典籍浩如烟海,但二十四史毕竟是最丰富、最有系统性、连续性的史学宝库。只要是一套书在手,从黄帝到明朝,四千多年的历史过程,都会跃然纸上,有始有终,首尾相接。可以这样说:有志于学习中国历史的人,不读二十四史(通读、选读、精读),是无从谈起的。

其次,它不仅是史料的宝库,还是我国古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它把古代的经济、政治、礼制、军事、法制、科技、天文、地理、宗教、道德、文化、艺术、民俗,乃至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社会各阶层,包括皇帝、后妃、诸侯、将相、官吏、外戚、宦官、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诗人、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地主、农奴、奴婢、自耕农、商贾、工匠、士兵、游侠、刺客、卜者、术士、倡优(演员)、和尚、道士、妇女、儿童、隐者……作了全方位、大视角、多层面、立体化的反映;对少数民族和外国(朝鲜、日本、越南、缅甸……)的情况,也有专门的篇幅来记述。因而阅读此书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知识;它同时也是百科知识的总汇和各种专史的资料来源。
  
为什么在全世界范围内,唯独在中国这个地域出现这样一个文化奇迹与现象呢?每一个朝代结束后,新朝代都会给它来一个全面的总结、记录与中肯的评价,而且在修史中都抱着一种认真而严谨的态度,功过分明,这样周而复始,形成蔚为壮观的史河长流。二十四史中的各种史书,虽然每个历史学家都有自己的“史识”,也就是历史观点,是非标准。但都基本“忠实”地遵循着记述历史过程和人物的活动这一脉络而展开,历史是一条长河,后浪催前浪,奔流不息。历史也是一台戏,一朝朝一代代都象一出出的戏剧,给我们今天的人类演绎出各种使人明白的文化,其中最功不可没的就是这一连续不断记录历史足迹的史书了!

正史与史书的体例
  
中国古代史书的体例,大体上可以分为:

编年体:把历史过程按照年代的顺序编排起来。如《春秋》、《资治通鉴》、等。

纪事本末体:以某一历史事件为中心,记其本末始终,如《左传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等。

典制体:典章制度的专史,如《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

纪传体:这种体例创始于司马迁的《史记》,例目分为“本纪”或“纪”(帝王的编年史),“世家”(记诸侯的传袭,为《史记》独有),“列传”(或“传”,人物传记),“书”(或“志”,记典章制度),表(年表,世系表等)。二十四史是纪传体史书。

到了唐朝,把官修(或私修,经过皇帝批准的)纪传体史书列为“正史”,以区别于其它体例的史书和民间的野史。清乾隆年间,进一步确定《史记》至《明史》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也就是二十四史为“正史”,凡不经皇帝批准的不许列入。这就正式确定了二十四史的“正史”的地位。

其实,那些没有被列入“正史”的史书,如《左传》、《资治通鉴》等,在史学上的价值也不比“正史”差,我们是不应当因为它们不是“正史”而加以歧视的。但话又说回来,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毕竟取材广泛,史料丰富,它在史学上的重要地位,是任何史书也不能取代的。受修史观的影响,历代的文人墨客,许多人为后世还留下了大量的笔记史事,与正统的史记互为映补,更完善了这一领域。

古风悠悠: “仁心如此,真宰相也!”

范仲淹画像
文/郑念行

“仁心如此,真宰相也!”

范仲淹,北宋人,两岁丧父,少贫,勤学苦读,后来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宰相)。

范仲淹在青少年时代,贫寒勤俭,每天只喝一小瓢粗菜汤。作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

有一回,范仲淹去拜访一位相士,询问道:“我将来能作宰相吗?”

相士望了他一眼,回答说:“不能。”

范仲淹又问他:“我能作一个好医生吗?”

相士感到惊讶,反问他:“为什么你的第一个目标,那么高贵;而第二个目标,又如此低下呢?”

范仲淹解释道:“我认为:我只有从事这两种职业,才能救助百姓。”

相士仔细地看了看他,然后赞叹道:“仁心如此,真宰相也!(具有如此的仁德之心,日后的确是真正的宰相)”

通天犀制药救百姓

北宋时,宋仁宗(赵桢,北宋第四代皇帝,纪元1023-1063年在位)时期,国都汴京出现了严重疫情。

宋仁宗听说,治疗疫病需要一种药物:犀牛角研成的药粉。他便从皇宫里,找出两个犀牛角,交给太医局,配药为疫民治病。其中有一个名贵的“通天犀”,十分稀有难得。宫廷的侍者,请求留下“通天犀”,以后好作御带。

宋仁宗责问道:“作御带怎能和救治百姓相比?”宫廷的侍者,无言以对。宋仁宗于是吩咐,将两个犀牛角,立刻碾碎配药,救治百姓。

己温须知天下寒

齐景公(春秋时的齐国国君,公元前547一前490年在位),在位期间,有一年,大雪一连下了三天,齐景公穿上了狐裘大衣。

晏子入朝拜见,齐景公对他说道:“真奇怪!下了三天大雪,我竟不觉得寒冷!”

晏子说道:“古代贤明的君主,自己吃饱穿暖的同时,仍深知百姓的饥寒。可惜您只顾一己保暖,竟忘了天下的饥寒!”

齐景公称赞道:“说得好!”于是,便脱下裘皮大衣,开库发粮,以救济饥寒中的百姓。

善良正直的钟离意

文/清言

钟离意,字子阿,东汉时期会稽山阴人。他为人善良,富有同情心;为官清廉。

钟离意非常善良,乐于帮助别人。他年轻时任郡督邮,部下很多都受到过他的帮助。有一年,当地发生大瘟疫,死了上万人,人们四处逃亡,只有钟离意一人留了下来,亲自照料慰问病人,并送给他们医药。上天真的眷顾积德行善的好人,在这大疫之年,钟离意虽与瘟疫近在咫尺,但依旧安然无恙。

因为钟离意的德行操守过人,所以不久他被举为孝廉,再次升迁。有一年寒冬腊月,钟离意接到命令负责押送服劳役的人到河内地区,但这些服劳役的人穿的非常单薄,有的因为病重已不能行走。在经过弘农时,钟离意让当地县令马上制作棉衣给这些服劳役的人穿上。光武帝得知此事后,说钟离意真是位好官,赞赏他有仁爱之心。

钟离意后来又把这些服劳役之人的刑具卸了下来,让这些人自己走路,结果这些人都按指定日期到了目的地,没有任何耽误。钟离意后来担任多个地方的县令,他待人总是心怀宽容和怜悯之心,很多犯过罪的人都被他所感化。有一个叫防广的因犯罪而入狱,在狱中听说母亲病死了,伤心哭泣而不吃东西。钟离意知道后非常可怜他,便允许他回家去埋葬母亲。防广埋葬母亲后,自己回到了狱中。

显宗即位后,钟离意被征召为尚书。当时,有个官员因贪污金钱珠宝而被查处,皇帝命令把那些收缴的钱财珠宝按等级赏赐给群臣。钟离意分到了一些珠宝,但他把珠宝全部扔在了地上,而且不拜谢皇帝的赏赐。皇帝非常奇怪,问他原因。一身正气的钟离意道:“我听说孔子忍渴都不喝名叫“盗泉”的泉水;曾参因为街道叫“胜母”而调转车头,这是因为不喜欢这些不好的名称。这是贪污来的珠宝,我实在不敢拜受。”皇帝赞叹道:“尚书真是清廉啊!”改用朝廷库房的钱赏赐给了钟离意。

替中共卖力迫害 在痛苦中毙命

湖南省祁阳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周炳生,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来,追随江氏集团,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早晚负责蹲坑、跟踪,白天参与绑架法轮功学员,勒索他们的钱财,将非法抄家抢劫的钱物据为己有。但是每做一次坏事,都遭到恶报,法轮功学员多次给他讲真相,告诉他修炼法轮功的是一群好人,迫害善良的人们必遭天谴,善恶有报是天理,赶快悬崖勒马,修心为善,可他当作耳边风。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九日,他在多次遭受报应后仍不醒悟,终于在极度痛苦中死亡。

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周炳生随“六一零”头目于英等恶人非法押送被绑架的祁阳县法轮功学员李雪祁去东安洗脑班。周炳生等人又轮流用钢丝绳毒打李雪祁。李雪祁被他们打得浑身上下都是一道道的钢丝绳血痕,衣服血肉粘糊在一起,惨不忍睹。

之后的一天下午,周炳生带一名警察在东安县枕头圩镇马路上行走,他们在跟踪当地法轮功学员李某和盘汉娥,四人刚走上公路,突然一辆高速行驶的摩托车从后面直冲过来,把盘汉娥撞倒在地,并从她身上压过去,然而年逾六旬的盘汉娥女士安然无恙,她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可走在盘汉娥右边的周炳生却莫名其妙地倒在血泊中。路人齐呼:“怪事!”

周炳生被送去永州市二人民医院抢救,几天未醒,然后转院到湖南省湘雅医院重症监护室,几经抢救,周炳生昏迷了三十一天才醒来,出院后受到中共邪党“表彰”,在表彰会上,他口出狂言,说一定要将三十多万的医药费从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中罚回。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周炳生丧尽天良,必遭天谴,还殃及家人。二零零九年,周炳生全家去医院检查,他儿子患严重心脏病,妻子患脑瘤,周炳生自己患肝腹水,生不如死,至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九日在极度的痛苦中死亡。

尊师重义的郑弘

郑弘,字巨君,东汉时期会稽郡山阴(今绍兴)人,他为人刚直不屈、尊师重义。

郑弘曾拜同县人河东太守焦贶为师。焦贶后来因事受到牵连而被朝廷抓捕,得了病死在了路上,其妻子儿女全都被关入牢狱很多年。在这种情况下,焦贶的学生和朋友们都怕惹祸上身,都改名换姓逃到其它地方去了。只有郑弘,他剃去头发,背着斩人的刑具来到皇宫大殿门前,上书为焦贶伸冤。汉明帝查明情况,同时也被郑弘大义凛然之正气所感动,便释放了焦贶的家人。郑弘亲自为焦贶送葬,并护送其妻儿回到家乡。

郑弘在危难面前,甚至关系到自己的身家性命时,仍然刚正不阿,一心只为老师伸冤,他尊师重义的品行真是令人钦佩。郑弘也因此而出名,受到朝廷敬重,先后被升任为淮阳太守、大司农、太尉等职。他为官谦逊、正直,心念百姓疾苦,朝廷采纳实施了他很多利国利民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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