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通讯员山西报道）山西太谷法轮功学员程全英二零零七年在向世人讲真相时，被当地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六年，被非法关押在山西女子监狱。狱中被迫害致病危，于二零零九年保外就医。二零一零年八月，程全英再度被警察绑架回监狱，目前她病情严重，血压极高，生命垂危。

现得知，中共已经于二零一零年九月底将程全英转至晋中女子监狱八中队。

曾经备受疾病折磨的程全英女士，通过修炼法轮功，全好了，而人也比原来更好了。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程全英多次被绑架、非法劳教、判刑等迫害。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程全英被太谷公安张小红、张元军、孔令玉、李玉生绑架，二零零五年被太原公安非法劳教一年。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日，程全英在向世人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时，被恶人诬告，遭到山西省太谷公安李保明、张小红绑架，并被太谷法院非法判刑六年，投入晋中女子监狱。后被晋中女子监狱四中队折磨至高血压、脑血管硬化、腰椎盘突出，于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九日保外，回来又炼法轮功四个来月，身体状况好转了许多，这期间多次遭到太谷公安、国安、司法、晋中女子监狱人员的骚扰，并要绑架陈全英到晋中女子监狱指定医院复查。程全英抵制迫害，二零一零年五月流离在外。

二零一零年八月二日，程全英又被太谷国安李玉生、张元军、太谷公安薛永平等绑架到晋中女子监狱迫害，至今又被四中队迫害得生活不能自理，血压更高。

（明慧网通讯员广东报道）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广东台山市四九镇府农办科员、法轮功学员阮羡俦在下班回家半路被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台山看守所。家中孩子失去照顾，呼吁帮助。

这是阮羡俦第三次被台山市“六一零”绑架，前两次被非法送三水劳教所迫害。下面是他儿子的呼吁：

叔叔，姨姨，大哥哥，大姐姐，你们好：

我叫阮健城，男，今年八岁。我爸爸叫阮羡俦，今年四十岁，是广东省台山市人，在台山市四九镇政府任职科员。我爸爸是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人。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五点半，我爸爸在下班回家的半路中被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六一零）公安人员及分局警察绑架，还非法闯入我家车房，不出示任何证件、手续，强行抢劫家用物品，抢走一些空白光盘。

爸爸被非法关押在台山市看守所，不给拘留证，又不准我们见人。

妈妈曾是小学教师，因不放弃修炼被停职后现无收入，主要靠爸爸的工资养妹妹，如今爸爸被非法关押住，妈妈带我向专门迫害法轮功机构六一零要爸爸，六一零不但不放人还派人跟踪监控妈妈，现在妈妈行动不自由了。

现在爸爸被非法关押，我没有生存来源，更没法上学，天气又一天比一天冷。求好心的叔叔，姨姨，大哥哥，大姐姐们，援救我爸爸回来。

我很需要爸爸呀，爸爸你快回家呀，我在家门口等你回来。

阮健诚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五日

（明慧网通讯员上海报道）上海卢湾区法轮功学员黄迺维，曾经先后三次被非法劳教，二零一零年九月十六日本是她被非法劳教期满的日子，卢湾区“六一零”（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以世博期间为由，直接将她从劳教所劫持到洗脑班，至今不放人。

黄迺维，女，六十二岁左右，原上海无线电十八厂的退休职工，家住上海市进贤路202弄5号，一九九四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以后，全身疾病一扫而光。她以真善忍为准则，为人善良、纯朴。在中共发起铺天盖地的诬蔑、迫害法轮功的运动后，黄迺维自然就想告诉人们事实的真相。这是她的言论自由，也是在维护民众的知情权，是慈悲大善的举动。然而这位妇女却频频遭到绑架。

二零零一年元旦过后，黄迺维在外面发放真相资料被中共恶徒绑架，并被非法劳教两年。在上海女劳教所遭到强制洗脑和强迫奴役劳动等种种迫害。期间她的老母亲病逝，劳教所一直不通知她，直到追悼会前夕，在家人的一再要求下，才让她去见其母最后一面。她回家后也经常遭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人员的骚扰。

二零零七年初，恶警、居委会及当地“六一零”人员多次闯入她家中非法搜查，还扬言要把她再次抓捕。三月十九日，卢湾公安分局政保处头目罗德源带领卢湾区分局和当地派出所的恶警闯到她家中非法抄家并拘捕了她。老太太被恶警铐上手铐，晚上八点多开始轮番非法审讯，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审讯她的恶警说：“再不服从就送精神病院打神经病针，不会有人知道的。”

不久黄迺维被非法劳教一年，绑架到上海女劳教所迫害。期间恶警叫三个吸毒犯每天二十四小时包夹她，恶警利用吸毒犯想减刑早点出去的心理，而对黄迺维进行种种迫害。她们逼迫她长时间坐在小凳上，臀部坐烂了，肉与衣服都粘在一起。因她拒绝骂师父骂大法，恶警就唆使吸毒犯打她踢她。

二零零九年六月十八日，黄迺维又一次在家中被卢湾区恶警强行劫持，并非法抄家，大法书籍和资料等私人物品被洗劫一空，并又一次被非法劳教一年三个月。二零一零年九月十六日非法劳教期满的日子，卢湾区“六一零”恶人竟以世博期间为由，指使瑞金派出所、瑞金街道、延中居委会的不法之徒，直接将她从劳教所劫持到上海“六一零”的私设监狱──位于青浦的洗脑班继续关押迫害。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纯朴善良的农妇刘术玲二零一零年七月三日，在哈尔滨市戒毒劳教所被恶警于昆(于坤)等人折磨致死。刘术玲的左耳后侧和颈下部有一圈被电棍电的黑色瘀斑，警察不让家人看全尸。

五十五岁的刘术玲，家住七台河市宏伟镇五七乡，是一名按照“真善忍”原则修炼的法轮功学员。二零零八年，她无故被非法劳教，关押在哈尔滨市戒毒所。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至三日劳教所恶警把刘术玲、高玉敏、佟亚琴等十二法轮功学员劫持到六楼，实施惨无人道的种种摧残。参与迫害的恶警张春景亲口说：“我给刘术玲上铁椅子了。”

由于恶警于昆等人对刘术玲长期实行精神与肉体的重重迫害，导致刘术玲出现心脏病症状，并逐日加重，以致晚上躺下时就上不来气的感觉，所以一到晚上睡觉时，刘术玲常常因心脏导致的几乎要窒息的感觉，而必须立即坐起来才能喘上这口气儿。

下面是目击者揭露刘术玲被折磨死经过：

在被迫害致死的前一天晚上，刘术玲又因为那种原因而反复坐起来四次，很痛苦的样子。当晚执勤的恶警于昆没有因此生出一点怜悯之意，反而当看到刘术玲因上不来气而坐起来时，就恶狠狠的掀开刘术玲的被子，她是想看看刘术玲是否是盘腿的姿势坐着，目的是想为进一步迫害刘术玲找到借口——如果看到刘术玲是盘腿的姿势坐着，她便以“炼功”为由而对其实行残酷的迫害。就这样，刘术玲坐起四次，恶警于昆就四次掀开她的被子查看。刘术玲在忍无可忍时说了一句：你半夜为什么老是掀我的被，我很难受的，你这是流氓行为。就这一句话惹来了杀身之祸。

恶警于昆就把她弄到没有监控器的屋子，不分头脸一顿狠命地毒打。刘术玲被毒打到实在忍受不了时喊：救命啊，警察要打死我了。她这一喊，于昆就拼命地掐住她的脖子，不让她发出声音……，在反复的殴打后，又被恶警绑在铁椅子上用电棍电的酷刑迫害。

本来就被迫害的身体虚弱的刘术玲在恶警于昆为首的这群恶人惨无人道的反复残酷迫害下就这样被虐杀了，当发现刘术玲已将近死亡时，于昆命四个普犯用一条褥子每人一角将刘术玲抬出那间没有监控的屋子，那时她已是满脸血迹，从此再没醒过来……

两位北京正义律师出于作为律师本应具备的职业道德与对人性正义的维护与支持，接受了刘术玲家人的委托办理此案。在案件取证、调查过程中，哈尔滨戒毒所的工作人员上下部署，不配合律师的正常调查、取证，就连当初被安排抬出刘术玲的四个普犯都被严格警告：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应该知道、不许乱说等各种施加压力的话。

（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四日，大连市中山区教师进修学校科研部的高级教师刘霞女士在辽宁马三家劳教教养院女所被关押了两年并加期五十天后，终于回家了。刘霞笔下的马三家恶警的真实形象，令人震惊。以下是刘霞本人的申诉材料的摘录。

“撕头发”、“抻大筋”、“上大挂”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五日，我找马三家女子劳教所三大队大队长张军谈话，要求上诉，被教导员张卓慧打耳光、撕头发，张卓慧撕我头发竟把我头上撕下一块五角硬币大小的肉皮。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日至四日，张军、张卓慧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拳打脚踢，二人把我压在地上用铐子把我两手反铐在背后，头上嘴上缠满了有毒的工业胶条，腿也给缠上，又打电话叫来男警，之后把我铐在小库房里三天两夜，和狱警大队长张环三人一起给我上“抻大筋”酷刑。也就是有两个成90度角的专用大铁架子，把我每只手各戴一副手铐，分别铐在两边铁架子的边框上。“抻大筋”时，把两边的铐子分别往外拉，拉到极限时用绳子系紧，勒得铐子都能铐进肉里，胳膊成一字型。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六日，大队长张军、张环、黄海燕对我施以“上大挂”的酷刑。“上大挂”的刑具是一个方钢框架双人铁床。不知道内情的人根本看不出来一个正常的铁床竟是上酷刑刑具。“上大挂”时张军把我拉到铁床宽边的外边，双腿绑紧并绑在下床的床腿上，狠劲按下我的上身、腰、头，张环、黄海燕把我的两手分别用两副手铐分铐在上床的两个长边上，然后张、黄拿两条黄绿被布撕成宽约25公分的长布条从手铐的空隙中穿过去，手腕处给垫上厚布（他们知道此酷刑的厉害，怕留下他们的罪恶）。然后她们用自己最狠最大的力量把布条拉紧，系在上床的立棱上，累的她们气喘吁吁头上冒汗。很快我的手成全黑色没有知觉了，她们怕我的手坏死了担责任，就给我松一下再拉紧，手又失去知觉，她们拿我没知觉的手在她们写好的“文件”上按上手印。

一大队恶警恶行：暴打致昏迷五天

二零一零年八月三日上午，马三家女子劳教所一大队大队长王艳萍、尤然二人把我叫到楼上办公室施暴，我当时体重只有八十多斤，二人对弱不禁风的我一顿拳打脚踢，打太阳穴和耳朵，撕头发，拧脸，尤然还脱下高跟皮鞋猛打，下手异常凶狠，致使我昏迷了五天，脸上、身上到处被打得黑紫、红肿、黑紫之处十几天后才逐渐消褪下去，殴打致使我头部严重伤害，至今仍时感头昏、反应迟钝、视力下降。之后她们非法给我加期五十天。

二零一零年十月四日，王艳萍动手打我，我提醒她打人违法，王艳萍竟说：“我打你了你能怎么样？”对我连打带踢，在车间打完还不解恨，强壮的王艳萍又把我骗到小库房去谈话继续打，强制让我对着空屋子喊报告，并从后面拽着头发踢我腿，往地上摔，从这边摔到那边，把我摔在塑料桶上，“哗”一声，塑料桶被压的粉碎，我又被摔到铁床方楞上，我左臀部留下一条长十厘米、宽1.5厘米的黑紫伤痕二十天才下去。恶警用皮鞋踢我的腿，撕头发，打耳朵，猛踢我肩膀和胸口。翟干事把我双手紧紧铐住，再度又打又踢。我被打的昏迷了几天，胳膊抬不起来干不了活。王艳萍还狠踩踢我的膝盖，留在我裤子上的鞋印清清楚楚，三天还能看清楚（有证人）。摔我膝盖处裤子磨损的痕印永远的留下了。膝盖处的黑紫痕二十多天才下去，至今还痛。

恶警王艳平靠打人当上大队长

当我指出一大队大队长王艳平的行为违法时，她不但不听，还叫嚣：“你知道我是怎么当上大队长的吗？是靠打人当上的。”

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王艳萍、尤然、陈秋梅三个警察电我脖子、手、脚心等处一百多次。王艳萍连说两遍：“共产党给了一大箱子新电棍，专打不服从管理的。”“看见没？共产党给配备的”。尤然也拿出一个带胶皮的警棍说：“看见没？用这棍子打人不留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