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振岩

眼前这两张照片的中心都有三个人，其中一人都被另外两人压倒在地，周围都有一群围观者。乍看起来两张照片的场景似乎非常相像。不过第一张是美联社2000年9月30日发表的新闻图片，图中一名法轮功学员因为到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而迅即遭到中共警察的袭击。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名便衣警察用皮鞋踩着一名手无寸铁的学员的脸，另一名警察则一边踩学员的腿一边将一个手铐按到学员的脖子上；第二张照片的场景则发生于十一年之后，2011年2月12日的纽约法拉盛新年游行庆祝活动中，一华裔男子从观众群中冲到法轮功队伍的前面，拉扯横幅并折断横杆。三名警察立即冲上去将其制服并逮捕。

中国和美国的法轮功学员，信仰的都是“真、善、忍”，遇到的境遇却大不相同，令人深思。乍看相似的照片，传达的信息却形成令人惊异的对比：在自由社会，法轮功学员享有信仰自由，警察抓捕的是暴力骚扰法轮功学员和平游行、妨害他人自由的暴徒；而在中国，中共警察恣意抓捕和侮辱的是行使公民权利、和平请愿的法轮功学员。大陆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被践踏，连和平申诉的权利也被剥夺。

维护社会稳定，是正常社会中警察的职责。法轮功学员按“真善忍”做好人，对任何社会有百益而无一害。美国警察保护法轮功学员正当的权利不受暴徒的侵害，这是维护正常社会稳定的应有之举。

中共警察却以“维稳”作为借口，抓捕、凌虐法轮功学员。照片中天安门广场上的便衣，正是以“维稳”做借口而公然用暴力对付和平的法轮功学员。其实四处劫掠、迫害良善的中共警察，才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中国百姓流传一句民谣说：“过去土匪在深山，如今土匪在公安”。

两个社会，两种警察，何以对待民众差别如此巨大？

在自由社会里，警察无需“听党的话”，他们效忠的首先是民众的利益。如美国警官的誓言是这样的：“作为一名警官，我最基本的职责是为民众服务，保卫他们的生命和财产，保护无辜的人不受冤屈，保护弱小者不受欺压，打击暴力……在上帝面前，我将把我的一切奉献给我所崇敬的事业。”自由社会警察的誓言是一条条实实在在的可操作的原则，而最终落脚在对上帝的承诺，最高原则是天地良心。

中国警察首先需要效忠的是“党”。中国警察誓词如下：“我宣誓，我志愿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我保证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听从指挥；严守纪律，保守秘密……我愿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中共警察的誓言首先是要“忠于党”，余下的则是在这之下的一条条看似漂亮的空话：法轮功学员遭到无辜抓捕和酷刑，其他中国公民被“躲猫猫”、“喝水死”、“洗脸死”（注：这些是中共警察虐杀被关押者后为逃脱罪责而寻找的借口），不就是因为警察“忠于党”、“听从指挥；严守纪律”进行所谓的“维稳”！

很不幸，在中国，“党”的利益常常和法律，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冲突，“忠于党”的警察只好沦为“党”的打手。所以中共警察名为“公安”，实际是 “党安”、“公害”。“党”为了维持腐烂的摊子，视百姓如仇寇，所以中共每年花费天文数字的经费“维稳”。如中共公布的2009年维稳费用达到5140亿元，和当年的军费相当；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最近披露，当地中共官员为了监控他，申领巨额“维稳”资金中饱私囊，一次性领取经费即达到300万元；早在数年前就有可靠消息透露，迫害法轮功高峰期，中国每年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用于维持迫害。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经费最终还是中国民众买单，这是中国人的悲哀。

自由社会里没有人叫嚷“维稳”，但是民众的利益至上，保护了每个公民的利益，自然就保障了社会的稳定，所以自由社会里政权频繁更迭，却没有出现饿死四千万民众的大饥荒，没有出现十几年一个周期的全社会大动荡、全民政治“运动”。原因很简单，自由社会里，没有一个如同中共那样凌驾于一切法律、民众利益之上的 “党”。从两张照片鲜明的对比中，我们知道，中共实乃中国社会最大的动乱之源、最大的毒瘤。借用一句流行语：没有中共，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很重要。

2011年纽约法拉盛华人新年游行活动中，一华裔男子从观众群中冲到法轮功队伍的前面，拉扯横幅并折断横杆。三名警察立即冲上去将其制服并逮捕。

文／钟延

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辽宁省省长陈政高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五日晚间十一点十分抵达台湾踏入机场大厅时，被五、六十位法轮功学员当面告知，他已被刑事控告。

陈是来台的第七个中共高官因严重涉嫌违犯残害人群罪，而遭到刑事控告。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溪十五日在面见高检署内勤检察官时，强烈要求高检署立刻传唤及逮捕陈政高。

人权罪犯必须面对：抗议、谴责之声

人们不难发现，近几年，那些积极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在出国访问时，心惊胆战，要面对对其参与中共践踏人权的抗议和谴责之声，或收到法庭传票，一些人甚至在出访前就被拒之门外。

据明慧网报导，陈政高一踏入台湾桃园机场大厅，有五、六十位法轮功学员当面告知他已被刑事控告。陈政高等人则仓皇跑上游览车，随即飞速驶离机场，全程不超过五分钟。

辽宁省为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二零一一年二月，被证实迫害致死的辽宁省法轮功学员有四百零九名。辽宁省长陈政高是严重参与迫害的主导人物之一。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指出，陈政高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十二年当中具有完整的迫害法轮功的经历。

自从一九九九年，江××发动迫害以来，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和平的诉求——停止迫害、惩办元凶（江泽民、罗干、刘京、周永康）。中共的许多高官都有这样的经历，因为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在国外出访时，随处都可以看到法轮功的抗议队伍。他们不得不出入走酒店后门，甚至垃圾通道。

人权罪犯必须面对：在中国以外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二零零四年，加拿大皇家骑警将四十五名迫害法轮功高官列入监视名单，可拒绝其进入加拿大、遣返或起诉等。以同样来自辽宁的积极参与迫害的前省长薄熙来为例，二零零五年胡锦涛出访美、加，本来商业部长薄熙来要随团访问。但是，由于薄一年前随吴仪出访时在美国被起诉，法轮功学员呼吁禁止薄入境；薄熙来又在加拿大皇家骑警的监视名单中，最後，薄熙来的名字从胡的随同人员中消失了。

薄熙来因为迫害法轮功罪行严重，在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西班牙、新西兰、瑞士、德国、爱尔兰、俄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十多个国家受到法轮功学员的起诉，他的恶行令其在所到之处成为不受欢迎者。

“推动不邀访、不欢迎、不接待中共人权恶棍国际联盟”网站资料显示，台湾立法院及十二个地方议会已通过不邀访、不欢迎、不接待中共人权恶棍的人权提案。在陈政高到访之前半个月，立委陈亭妃办公室及台湾法轮大法学会早就将陈政高等一万多名迫害法轮功的首批恶人名单送移民署、陆委会、法务部。

人权罪犯必须面对：法律的制裁

除了道义上的声讨，历史从未放过任何一个罪人，那些发动、维持迫害的中共官员们的所作所为都在记录之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无论他们用何种借口和谎言都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他们将面对的是历史性的大审判。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西班牙国家法庭做出决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五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元凶。

资料显示，因对法轮功学员施以群体灭绝、酷刑，和其它反人类犯罪，迄今为止，在北美、欧洲、澳洲、亚洲等多个国家中共官员遭起诉的案件达五十多起。在美国，除了中共党魁江泽民被起诉外，前北京市长刘淇，原辽宁省副省长夏德仁，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中国科学院“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郭传杰，原武汉广播电视局局长、武汉电视台台长赵致真，原吉林省委副书记、甘肃省委书记苏荣，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六一零办公室”（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头目赵志飞等均被起诉，其中刘淇、夏德仁、郭传杰和赵志飞在缺席审判中被法官认定罪名成立。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七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纽省高等法院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纽省高院日前已就悉尼法轮功学员潘宇以酷刑罪起诉中共商务部长薄熙来做出缺席判决，宣判原告潘宇胜诉，薄熙来败诉。

人权罪犯必须面对：因果报应

中国人自古相信因果报应，相信“善恶有报”，那些积极参与迫害的各级“六一零”官员，为中共站台、鼓噪的御用喉舌们许多人壮年暴死。这也是上天给良知尚存的人一点警示。

中共中央电视台社会专题部副主任、原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因胃癌于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肿瘤医院死亡，死时四十七岁。江泽民、罗干集团在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国人过年之际制造了“天安门自焚”，用现场谋杀生命为代价，来欺骗世人，煽动仇恨，为打压法轮功学员铺平道路。陈虻是这个构陷法轮功的所谓“焦点访谈”的二名制片人之一。

原天津市市委书记张立昌，遭恶报死亡。张立昌在天津市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指挥天津市有关部门迫害手无寸¬铁的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写文章污蔑法轮功，新华网突然宣布张立昌死亡，称因病医治无效。

云南省临沧市“六一零”办公室主任赵勇，四十多岁，在其任期间，积极配合江氏集团和中共迫害法轮功，多次绑架当地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多名法轮功学员重刑。赵勇于二零一零年患脑瘤遭恶报身亡。

二零零九年一月六日，为阻挠神韵在德国法兰克福演出，前中共驻法兰克福总领事李海雁以国家外交信函形式直接致信德国黑森州州总理办公厅，用多种中共惯用的流氓政治手段，诋毁神韵艺术团。二零零九年九月，李海雁因为患了脑癌，突然回国治疗，医治无效于二零一零年四月十六日在北京死亡，原本身体强壮的李海雁，死时五十二岁。古人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践踏人权的各级官员必须面对的不但有道义的谴责、法律的制裁，还有天理的报应。在此奉劝那些良知尚存的中共官员弃恶从善，停止迫害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并尽最大的可能弥补对法轮功学员造成的伤害。

中共辽宁省长陈政高二月十五日晚上来台，法轮功学员在机场拉横幅抗议陈政高迫害法轮功，违犯残害人群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