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鉴

长期以来在中国人头脑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旧社会阶级压迫”的铁证。这句话真的是宣扬对平民粗暴对待、对贵族包庇纵容吗？近日有人撰文指出人们误解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我们不妨翻开典籍，看看历史真相。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出自于《礼记》。“国君抚式，大夫下之。大夫抚式，士下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兵车不式，武车绥旌，德车结旌。”

首先要澄清，《礼记》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中国人曾经对“礼”谈虎色变，认为是“吃人的礼教”，似乎传统中国人被“礼”束缚，在精神枷锁下活的苦不堪言。其实，“礼”是人类的正常生活规范。我们拜年、婚丧嫁娶、迎来送往都要懂礼数。传统礼仪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约定俗成的文明举止、风俗习惯，它是根源于民间传统的文明习惯。《礼记》是一本详细介绍、阐释古代礼仪的手册。《礼记》中对古代礼仪记载详细到在贵客面前不能骂狗、吃饭时不能扔给狗骨头，类似于有教养的法国父母从小就教育孩子吃鸡翅膀不能用手抓，要耐心的用刀叉。这是人类的礼仪文明，怎么反而成了“精神枷锁”了？倒是中共“破四旧”将中国传统礼仪破坏殆尽，反过来乘虚而入，用真正的精神枷锁把中国人管得死死的。

《礼记》这段原文是记载具体的乘车礼仪。根据上下文，“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其实应该分为两句话，逗号应改成句号。“国君抚式，大夫下之。大夫抚式，士下之。礼不下庶人。”这是讲一般乘车礼仪。两车相遇，要相互表示敬意。上级遇到下级，不用下车，但要扶着车前横木，点头行礼；下级遇到上级，就要下车行礼；至于庶人，在先秦人看来，他没有当官食禄，就不必行这套礼数。这和现代公司礼仪只能约束公司内部是一样的。“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这是讲对违反乘车礼仪者的处理。对于违反乘车礼仪的下级，如果级别是大夫，国君就不能用刑罚羞辱；国君也不能带着行刑者在身边恐吓下级行礼。也就是说上级不能暴力逼迫下级对上级礼貌。现代公司不也讲要人性化管理，老板对经理层要客气吗？“兵车不式，武车绥旌，德车结旌。”这是讲特殊情况下乘车礼仪的变通。

这是先秦封建制礼仪，都是合情合理的，古人的纯朴可见一斑。这哪有什么“阶级压迫”色彩？就算是后人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混合成一句话，割裂了《礼记》中具体乘车礼仪的语境，古人也没有认为“礼不下庶人”就是指对百姓无礼，“刑不上大夫”就是指贵族可以无法无天。

《清史稿·志六十八·礼十二（凶礼二）》记载，雍正帝下谕：儿子在父母病危时娶亲违礼，不许官员这 么干，但允许穷苦无告的百姓娶媳妇以便赡养父母，《清史稿》认为这体现了“礼不下庶人”。

“礼不下庶人”不是指贵族应该对百姓粗暴无礼，而是指贵族必须守礼，百姓却可以免礼。是中共党文化故意歪曲了此话的含义。

《孔子家语》认为“凡治君子以礼御其心”，国君要礼乐治国，对主流社会要礼遇，因此国君处罚贵族时要注意维护贵族的荣誉；贵族犯罪要委婉的劝贵族自首；贵族有大罪要让贵族自裁；不要随便逮捕贵族，让贵族饱受狱吏羞辱。在这里“刑不上大夫”不是什么纵容犯罪，而是“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在这里“礼不下庶人”也不是什么贵族就可以对百姓无礼，或百姓就无须礼教，而是体谅百姓的实际困难，“不责之以备礼”。这都是合情合理的，都体现了“仁”字。在传统文化中，君臣民的关系本来就应该是和谐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并没有什么负面含义。是中共硬要栽赃于传统文化，让中国人看不清历史和现实的真貌。

唐太宗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亲自撰写《帝范》十二篇赐予太子李治，即包括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为君应当遵守的十二条准则，指出：“此十二条者，帝王之大纲也。安危兴废，咸在兹焉”、“修身治国，备在其中”，谆谆告诫李治：效法尧、舜、禹、商汤、周文王等古代圣哲贤王，“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人”，“倾己勤劳，以行德义”。《帝范》也被历代帝王奉为家教圣经。

唐太宗还写了《诫吴王恪书》、《戒皇属》等经典名篇，教导子女“人之立身，所贵者惟在德行”，指出修养德行的重要性，多做善事、美德充盈才能福泽绵延；教导子女“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己”，要自勉自制，严于律己，他讲述了自己数年“外绝游观之乐，内却声色之娱”，把时间放在勤勉朝政上；教导子女“每着一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之耕夫”，每穿一件衣服、吃一顿饭，都不要忘记蚕妇农夫的辛勤，要培养节俭朴素的品德。

唐太宗给几个儿子选择的老师都是德高望重、学问渊博的人，如房玄龄、李纲、张玄素、李百药、魏征等，并专门下诏书规定了对待老师的礼仪。他一方面教诫子女要尊师重教，“见师如见父”，要“宜加尊敬，不得懈怠”。一方面支持老师严格管教，鼓励老师对太子及诸王的过失极言切谏。老师们都能够坚定地履行职责，与唐太宗的理解、支持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唐太宗非常注意以小见大、深入浅出地进行道德教育，遇事必诲，使子女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培养良好的品质。如有一次，他看到李治在一棵弯曲的树下休息，就教诲他说：“这树虽然弯曲，打上墨线就可以取直成材。做君主的即使本身并不高明，但是能接受别人的规谏，也可以变得圣明。”

唐太宗还注意结合史实进行教育，他让魏征编录了《自古诸侯善恶录》，分赐诸子，要他们把书“置于座右，用为立身之本”，从前人善者成、恶者败的事例中汲取经验教训，得到鼓励，从而更加重视自己的德行修养，做正人君子和爱护百姓的人。

文／明月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是春秋时代鲁国人。他曾在鲁国做过官，但主要是从事教育，并周游列国宣讲他的做人理念，其中包括伦理概念、教育思想、政治主张、品德修养等等。

人们说，孔子做人的最高标准是“仁”，孔子的得意学生曾参认为，孔夫子讲的道理可以用“忠恕”二字贯穿起来。很多人也都知道，孔子思想中很强调“中庸”之道。那么，上天给人规定的纯正做人标准，都有哪些呢？是什么样的标准呢？这里，让我们陆续看一些孔子的故事和言行，从中找回失却的参考和借鉴。

《论语》一书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

这个故事是说，有一天，马棚失火了。孔子退朝回来，首先问：“伤到人了吗？”不问马的情况。

在春秋时代，马是非常重要的财产，不但标志着身份，也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作战工具。然而，在人和物之间，孔子看重的是人，而不是物。这个故事反映了孔子做人理念中的“仁”字。为什么这么说呢？探究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提及“人文”这个词。

“人文”一词的中文，最早出现在《易经》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相传是周文王所做，周文王生活在公元前1152到前1056之间。也就是说，至少那个时候中土就有了“人文”的概念。

关于“人文”这个词的注解有很多，宋代程颐《伊川易传》对此的解释是：“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简单地说就是，“天文”是天体运行的规律，包括日月星辰的排列、运行，寒暑阴阳的交替变更；“人文”是做人治世之道，包括人的伦常、礼乐教化、道德修养。当然，现代人对人文的理解各有不同，所说的人文学科，是指哲学、文学、艺术、历史、语言等学科。但不管怎样，人文的集中体现是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这点，我们从上述这个春秋时代的孔子故事中，可以看到它的生动体现。

除此之外，对“人”的重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强调。比如宋代启蒙教材《三字经》中就给学生介绍了“三才者，天地人”这个概念，其实这里讲的“三才”最早也是从《周易》中来的。

“天地之间人为大”，并不是说人类可以为所欲为。如果欺天蔑神、不敬天地、肆意毁坏自然，那只能给人类带来绝大的灾祸。“天地之间人为大”是指，在天地之间的广阔领域，万物为人类有正常生活环境而存在；没有了人，万物的存在就失去其根本意义。但是，人类自己必须懂得天人合一、依存天地、顺应和爱护自然的道理，因为没有了天地、自然，人也就失去了生存的依托。没有天地组成的环境，人是无法独立生存的。

这里还有一层含义，就是我们在爱惜财物的同时，不能人、物颠倒。任何事都不能走极端，穷奢极欲，浪费和挥霍财物，或者把钱、财、物、动物看得比人还重要、比作人的原则还重要，都是不对的。比如中共编造的“草原英雄小姐妹”故事，反复宣传把公社的羊看得比人类小姐妹的性命还重要，就是直接抹杀着中国人传统的人文理念。现代教育用追求考试分数，来取代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正确价值观念的培养，也是对人心的窒息。其实中共把“党”、“党性”、“集团”、“集体”等概念模糊化、扩大化之后，在半个多世纪的洗脑中强制中国人把自己的思想、生命都置于“党”、“党性”等概念的控制之下，也是完全抵消中国传统的人文价值观的。

无论是教育、家庭、工作、治国，还是个人修养等等，中心都应该围绕着人和做人的根本。不懂的根本，就会漂浮不定、不得要领；而寻找根本，正是人生最重要、最高深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