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传统隐士文化

文／智真

飘逸、淡泊、尚道、清高，中国古代隐士的字眼里寄寓了这样一种形象。隐士是士之隐居不仕者，隐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它代表着中国古代一批读书人的精神追求和心态，其形成及绵延有其深邃的意义，也常常成为一种世代歌咏的风景。其内容非常丰富，主要表现为不求名利，不屈品节，不污清操，不移心志等等，体现出一种人格独立自守的精神和对美好境界的追求。

古之“隐士”，有的被称为“神仙”，有的被称为“高士”，隐居求高、求道，追求崇高的人品和精神境界。他们以坦然看待贫富贵贱、荣辱穷达等许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充实道德，修身、齐家、德化乡里、传播文化等，遵循道统的信念和正统儒家立德、立言的理念。普遍具有道德自律精神，因此常被人们视为道德楷模，被朝廷树为淳风俗的典范。

我国古代著名的隐士数不胜数，在三代之际，便有许由、巢父、卞随、务光等人，他们大多都是“视富贵如浮云”；同时，他们的道德、人品、学识，都有超人的成就。

“功成不居”的高风亮节。如汉代时的谋臣张良辅佐刘邦，汉朝建立后，张良功成不居，放弃世俗的功名利禄，辞丞相之职而追随古仙人赤松子归隐修道。后人颂扬其如相国神仙、功成身退、天人合应等。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如东汉严光在长安学习时遇到刘秀，两人结成好友。刘秀起兵反王莽，严光积极拥护。刘秀登基后为光武帝，严光干脆易名改姓，隐身不见了。光武帝派人找到严光，将他请到洛阳，严光旧友大司徒侯霸等纷纷遣使奉书问候，严光回口信劝勉他们说臣子辅助君主要以仁义治国家，则天下悦服，切莫搞阿谀奉承。光武帝授严光为谏议大夫，严光辞谢不受，耕钓于桐庐富春山。

不事权贵。晋代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去彭泽县的县令，归隐田园。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及《归去来辞》等一首首恬静自然的田园诗从茅庐飞出，读来令人仿佛置身于其中。陶渊明更被后人誉为 “隐逸诗宗”。他的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不苟且以求富贵，不畏贫而干利禄，淡泊明心，从容乐道等等均为后世有操守的文人士子所心仪。

德化乡里，安贫守志。古代许多隐士都为乡里或来自四方的学子们教授经史百家、人伦物理，他们不领官俸，宁愿清贫，言传身教以立德。宋代林逋便是其中之一，年轻时就以教学出名，史称其“性恬淡好古，弗趋荣利”。人们从其诗中可以感受其品格，如他在《山园小梅》中写的“众芳摇落独暄妍”、“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将梅花的气质神韵——高洁端庄之美和玉洁冰清的品格表述的淋漓尽致，寄托了作者高雅幽逸、超然物外的理想化人格。

洞察天下事。北宋邵雍被称为道学隐士，著名理学家，一生潜心学问，也曾教书授徒，以治《易》、先天象数之学著称。其诗文或直接阐述或寓于深理，透露着他对宇宙人生的感悟，描述自己乐天知命的生活。他写道：“蓬蒿隐其居，藜藿品其飡。人虽不堪忧，己亦不改安。阅史悟兴亡。探经得根源……”他在《梅花诗》中预言了世间大事的发生和朝代的变迁，启悟人们要具有高远的智慧，才能应乎万变在纷纭世事中作出明智的抉择。

访道、修道。古之隐士寻道、访道非常多，他们坚守最本真的自我，乐行天地之道，乐知天命之造化，与天地相应，以达知变，应变，宁静怡然地安于所处之境。如宋代陈抟诗云：“华阴高处是吾宫，出即凌空跨晓风，台殿不将金锁闭，来时自有白云封”。隐士文化体现出中国古代知识人节操自守，避免同流合污，珍视自我人格，这也成为过去正直知识份子的一种传统。其实，品德高洁的人往往都是物欲淡泊而胸怀宽广的人，无论隐居山林还是在喧嚣的世间，心乱是因为身在尘世，心静是因为身在道中。任何环境中，气节不可变，志向不可变，信心不可变，方可在变幻莫测的人世间深谙时变、事变之理，把握时局，顺应天理，遵从天道。

文／华翰　整理

张九龄（678－740年）字子寿，一名博物，唐代时的韶州曲江（今属广东）人。进士出身，屡官至右拾遗、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副宰相），后被李林甫所谮，而被谪外任。他善诗文，有《曲江集》传世。

张九龄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被史学家誉为唐王朝“开元之治”（713－741年）的盛世。唐玄宗在执政之初，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帝王。但是，他在后期即天宝年间（742－755年），却已成为耽于酒色的人君。吏部尚书李林甫以宗室封为晋国公，勾结宦官把持朝政，监察御史杨国忠，也因堂妹杨玉环得宠，后封为贵妃，而权倾内外。

张九龄痛感奸人当道，朝政日非，多次上书言事，撰写文章。他强调用人必辨忠奸！在《奏封侍中不可赏功》一札中，他沉痛地指出：“国家之败，由官邪也！”为此，他以刚正耿直，著称于朝廷，但却遭到李林甫等人的怨恨和诽谤。

张九龄认为，忠奸是可以辨别出来的，“奸佞与忠良之臣，形相似而心不同也。”谄媚乖巧之徒，表面上效忠于朝廷，而实际上却有奸宄之心。刚正耿直的人，虽然言辞直白，实出于安邦报国之诚。作为贤明的人君，要亲贤臣而远佞臣。他说：“相贤则国家平治，相佞则父子不保。”又说：“佞尤必去也，而贤乃可保。”（均见《远佞第二章》）。像这类确具远见卓识的言论，掷地真有金石声！

张九龄在《亲贤第一章》中，对于如何才能做到亲贤这个议题，也是泾渭分明的。他说：“苟欲亲贤良，不可不去谗媚也”；“苟欲亲贤明，不可不去宠幸也”。这些表章奏疏，都是直指权奸，专门针对李林甫、杨国忠之流而发的。他不仅有识见，尤其有勇义！

另据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下）》说：张九龄见朝廷文武僚属，都趋附于杨国忠，冀求得到富贵。而他呢？却从不登杨家府门，致使杨国忠对他十分不满。张九龄并不介意，他对好朋友严挺之等人，私下议论说：“今时之朝彦，皆向火乞儿，一旦火尽灰冷，暖气何在？当冻尸裂体，弃骨于沟壑中，祸不远矣！”意思是说，那些趋炎附势之徒，就象乞丐一样，有朝一日，是要大祸临头的。那时，这群附势之徒，不仅祸国，也必害己。果然，天宝十四年（755年），以节度使安禄山、史思明为首的“安史之乱”爆发了。那些趋炎附势之徒，都身败名裂。至于杨国忠，则在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被士兵杀死。有不少的人，甚至于被灭族。为此，该文作者王仁裕接着说：“（张）九龄之先见，信夫神智博达也！”

张九龄是唐代的名相，他刚正廉明，忠于职守，主张不循资格用人，又设十道采访使，以整顿吏治。后来，因受权奸李林甫所谮而罢相。但他恪守情操，不更名节。他在被贬谪以后曾作《感遇诗》十二首，其中一首写道：

兰叶春葳蕤，
桂华秋皎洁，
草木有本心，
何求美人折！

此诗借春兰、秋桂，欣欣向荣的本性，和高洁的志行，表明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求得某些权贵者的赏识。他的《曲江集》中的许多诗文，均可作为从政的参考。至今读来，犹令人满口流香，心志纯明。

在湖州的大街上，有一个乞丐，身躯高大，面貌丑陋。他的脸上有一个天生的手掌痕记，那一个掌印和五个指印，十分清晰。

这个乞丐，由于脸上有掌印，引起人们的好奇，所以，他走在哪里，都有人跟着他，围观，议论。

有人说：“那个人脸上的掌印，好像是胎记。”

有人就问：“那又是谁，能用手去打胎儿的脸呢？”

这时，有一个知情者介绍说：“那个乞丐姓聂。他的父亲是刑部（掌管司法）官员，曾经因为一个小仆人有过失，那个官员，狠狠地扇了小仆人一个耳光，因为出手凶猛，小仆人被打倒在地，头部撞破，很快就死了。

后来，那个官员的家人，在大白天里，看到死者小仆，走进了家里来，然后又消失不见了。

不久，官员的妻子，生下来一个儿子，婴儿的脸上，就有个小掌痕。这孩子渐渐长大，那掌印也越来越大。待他长成大人以后，吃喝嫖赌，样样皆为，并且对其父很不孝敬。那个刑部官员，作为他的父亲，对他毫无办法。父亲要用棍子打他，他就操刀以待。其父忧愤而死，家财荡尽。他就成了今天的乞丐。”

原文作者曾衍东写到这里，感叹道：“唉！官宦贵族之家，多生乞丐，乞丐也不只是这一个姓聂的人而已。做官的是大贵之人，而乞丐是大贱之人。官宦之家不行仁义，其家的后代沦落成为贱人，是很快的呀！世上的乞丐，沿街哀求，喊爷喊奶，各种称呼，无所不叫；这跟他们的前辈，当高官贵人时，别人对他们的尊称与歌颂，何其相似乃尔：只是颠倒过来罢了。是以达官贵人，若违仁背义，则出乎尔者、亦反乎尔，其后代不当乞丐，又怎么可能呢！”

（事据清代曾衍东《小豆棚》）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一日凌晨二点钟左右，河南省中原油田第五中学校长孙智学脑血管破裂、心脏病猝死，“120”急救半小时无效，死亡。孙智学表面总是笑眯眯的，不知底细的家长都认为此校长和蔼可亲。那么，孙智学怎么会突然暴死在家中？这里还有众多人不知道的根源。

自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孙智学积极配合邪党，给本校老师、学生强行灌输污蔑法轮功与法轮功创始人的中共造假宣传，十二年来，本校的政治课本中均有诸如“天安门自焚”伪案等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毒害了十二届把老师的话作为圣旨的天真、善良的孩子。此外，孙智学还以金钱诱骗本校师生，凡是“举报”（诬告）散发法轮功真相传单的都给重奖。一个深受其害不明真相的学生曾诬告一个散发传单的法轮功学员，他立即把该学员扭送到“六一零”（中共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进行迫害。法轮功学员多次给他讲真相，他不但不听，反而恶语相讥。

孙智学品行恶劣，经常去嫖娼，他的妻子甘少丽被他传染上性病，痛苦不堪，又无法言表。其妻子用钱雇人暗地里跟踪他，在他嫖娼时当场抓住他几次，他就无话辩驳了。之后其妻子因长期的郁闷，承受不了打击，就疯了，在新乡精神病医院住了半年。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一日孙智学猝死后，上级领导部门还要学校整理孙智学所谓“光辉事迹”，准备大力宣传。中共一贯的做法就是造假、伪装，用谎言毒害中国民众。

法轮功学员不愿意看到如此悲惨的恶报，只希望世人都能明真相，看清中共的邪恶伎俩，不再追随中共，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选择正义和良知，善待法轮功学员，珍惜法轮功学员用省吃俭用的钱辛辛苦苦做出法轮功真相资料，广传真相，走向光明与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