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中南海附近几乎可以和禁区等同。许多访民还没靠近中南海，就会被拘捕遣返。据说就是因为那里面是“国家领导人的办公要地”。十二年前万名法轮功学员在紧邻中南海的府右街（国务院信访办所在地）上访，就被许多人认为是“闯了禁区”。若说谁有不公，想要进入中南海解决，更是不可想象的“天方夜谭”。
对维特里希（Wüthrich）女士而言，民众被禁止接近中南海似乎更不能理解。因为她就是负责接待参观瑞士联邦大厦事务的。瑞士的联邦大厦是国家政要开会办公的地方，就如同是瑞士的“中南海”。维特里希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政治是公开的，民众应该成为其中的一员，所以联邦大厦对民众一直是开放的。以前，人们甚至可以在联邦大厦自由地进出，不需要任何检查。”
如今，除了节假日和议会期间，民众几乎每天都可以在导游的带领下参观联邦大厦，甚至可以在预约的情况下和议员在委员会会议室讨论一番，倾诉自己的想法、意见——换句话说，你有不平之事可以进到“中南海”里面交涉，连“信访办”都不用去。
而联邦大厦前的广场更是伯尔尼的一景，这里如同是瑞士的天安门广场。“在二零零九年，联邦广场上总共有五十四次活动。”负责签发活动许可的伯尔尼地方及商务警察局局长赫普（Heeb）先生介绍说。他还谈到，“只要能保障安全，能遵守法律，就可以在联邦广场上举行示威活动，节日庆典，或其它的活动。”二零零六年，上万名家庭医生及支持者来到联 邦广场，抗议因为民众的忽视，官僚和政治让家庭医生得不到重视。抗议的人群直接对主管健康卫生的联邦委员提除了批评，认为他对家庭医生的政策言行不一。在 二零零八年，上万人再次聚集联邦广场，抗议在瑞士国会占席位最多的政党－－瑞士人民党的政治文化，同时支持受到该政党排挤的联邦委员。
这让人联想到，在中国，聚众基本上被和闹事联系在了一起，只要是聚集到了如中南海附近的所谓要地，就被视为是违反法律，反对政府的行为，就算仅仅是为了反映情况。
十二年前的四月二十五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来到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国家信访办和平上访。参加当年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吴学刚如今历经周折，来到海外。他回忆道，“当时因为四十多名天津法轮功学员被警察抓捕，我们上访的目的之一是要求释放无辜被抓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就是要求允许法轮功的书正常出版，给我们一个宽松的炼功环境。”
根据反映法轮功真实历史资料的大型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早在一九九六年，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就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以“宣扬迷信”为由，禁止出版《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八年，政法委书记罗干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网罗罪证欲定法轮功为“X教”。全国各地发生了公安人员对炼功群众进行骚扰的事件。这也是法轮功学员在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上访的历史背景。
法轮功学员九九年在“四•二五”上访的时候始终安静平和。当年参加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吴学说，最大的感受就是现场的“祥和”。他回忆说，“整整一天大家都静静地站在那里，当时的印象还不怎么深。等到离开的时候，因为我是最早离开的一批，而且走得比较快，一路上经过好多学员他们还没走。哇，成千上万的人站在那里，都静静地等着，没有一个人说话，也没有一点喧哗，那时候，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祥和’两个字。”但是中共却给法轮功学员扣上所谓“干扰社会秩序”的罪名，误导很多人认为就是因为法轮功学员“闹事”才有了中共后来的迫害。
在瑞士，尽管在联邦广场上的活动常常会有横幅，大声的发言，有的甚至会需要让车辆改道，但是瑞士政府并未因此而抱怨广场集会活动干扰社会秩序，更没有哪个团体因为在广场上抗议而被镇压。
维特里希女士认为在瑞士决不会因为一个团体在联邦广场上游行抗议就对他们镇压，歧视：“是有团体来（联邦广场）向公众说出他们的观点，但政府不会就此对他们镇压，歧视。政治是非常客观，中立的。各方面都会被顾及到。经常有这个喜欢，而那个不喜欢，但是最后会达到平衡。国会会做出最后的决定，各政党会有不同的兴趣所在，但是国会会从整体找到一个对民众尽可能好的方案。”她表示类似将“四•二五”事件作为迫害理由的事情在瑞士不会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