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集体上访”

中国自古就有尊重民权民意的传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势》），认为上天都是遵从人民意愿的。古代思想家老子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孔子的“泛爱众”，孟子的“民贵君轻”，都体现了重民爱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思想。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做法，导致了“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的局面，最后民起而攻之，自取灭亡，佐证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在中国历朝历代，请愿作为下情上达的手段而被众多开明的君主所认可，并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了兴利除弊的作用。如果把中国古代的请愿和现代的上访相类比，那么在古代历史上还曾经有过大量「集体上访」事件呢。比较有名的，如东汉的太学生运动，南宋的太学生运动，明代的东林党人运动，近代的公车上书等等；至于地方官员接受民众书面请愿或集体拦轿陈情等方式的“上访”则不可胜记。下面是几则古代“集体上访”的例子。

东汉时期，桓帝永兴元年（153年）朱穆任冀州刺史，他惩处贪官污吏和权贵。因宦官赵忠葬父越规（制作了皇帝和王侯才准许穿的玉衣来装殓死者）。他下令挖坟剖棺查实并逮捕其家属治罪。桓帝闻讯大怒，将朱穆判作苦役。因此，引发了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宫廷向桓帝上书请愿，为朱穆喊冤。刘陶认为朱穆忠心忧国，深谋远虑，是难得的贤臣，如非要判刑，他愿代朱穆受刑服苦役。桓帝后来赦免了朱穆。桓帝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规平羌有功，因宦官徐璜、左悺向其敲诈货赂不遂，诬陷其侵没军饷，判其服刑苦役。于是，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一起请愿，诣宫廷上书为皇甫规鸣冤，皇甫规又因而得以赦免。

北宋末年，朝中主战派正准备着东京（今河南开封）保卫战，这时一部份宋军中了金军的埋伏，损失了一千多人马。宋钦宗听信投降派的谣言，把丞相李纲和大将种师道撤职。太学生陈东带领了几百名太学生，拥到皇宫的宣德门外，上书请愿，要求朝廷恢复李纲、种师道的原职，惩办李邦彦、白时中等奸臣。东京城的老百姓得知后，也都来到宣德门，聚集了几万人。宋钦宗在宫里派人传旨说：“李纲用兵失败，朝廷不得已把他罢职；等金兵一退，马上让他复职。”学生和百姓们不肯答应，都冲进朝堂敲打“登闻鼓”（有急事上奏时候敲的鼓），把鼓皮都打破了，抗议的呼声震天撼地。后来，宋钦宗派人召李纲进宫，并且当众派人宣布，恢复李纲、种师道的职务，几万人这才在欢呼声中陆续散去。

明朝崇祯9年10月，傅山在三立书院读书期间，山西提学使袁继咸被山西巡按御史张孙振诬陷，押解北京，傅山与薛宗周等联络三百余人联名上书，赴京为袁诉冤请愿。经过长达七、八个月不屈不挠的抗争，终于取得正义人士的支持，袁继咸冤屈得伸，官复武昌道，张孙振受到“谪戍”的处分。这次请愿的胜利，震动了全国，傅山得到崇高的赞扬，被称为“山右义士”。

请愿或者“上访”是老百姓不得已寻求正义、要求当局主持公道的一种形式。即使和“政治”有关，历史诸多的当权者出于基本人性，也没有对“上访”民众进行打压，比如上述宋钦宗（历史上有名的昏君，“靖康之耻”的主角之一），最终并没有对“上访”民众采取镇压报复行动，这表明他仍不失人性和基本道德。

相比之下，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集体上访，现场秩序井然，甚至值勤警察都无所事事而悠闲地在一边聊天。整个过程安静平和，既没有阻碍交通，也没有大声喧哗。法轮功学员要求的也仅仅是释放天津被无理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同时要求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正常的也是合法的修炼环境而已。

然而就是这样一群与世无争的和平修炼者却不能见容于中共当局，在随后的十一年中惨遭史上最黑暗的迫害。即使这样，修炼者们仍然十年如一日坚守信念，以和平面对暴力，浩然正气直贯苍宇。而另一方面，也从中可见中共的邪恶残暴，堪称古今无匹。当然这也是它自己选择了与正义和良知为敌，自愿走向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