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言

张晋是明朝人，他娶了富贵人家的女儿刘氏为妻。张晋的母亲非常蛮横和妒忌，张家的三个儿媳妇都因为受不了张母的虐待而离开。刘氏是张家的第四个儿媳妇，她来到张家后，没想到婆婆非常喜欢她，人们都觉得很奇怪。

很多人问刘氏婆婆喜欢她的原因，刘氏说：“只有顺从两个字而已，只要是婆婆的教训和指使，我都一一遵从，即使是不合礼法的事，或者是妇人家不能做的事，婆婆让做时我也暂时不推脱，过后会找机会慢慢的向婆婆解释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说的时候从容平静，往往我说的话婆婆没有不听的。”

刘氏如此侍奉了婆婆三年，张母竟然变的慈善起来，张家又续娶了三个媳妇，从此再也没有发生婆婆虐待媳妇这样的事。

其实人与人之间，你对我不好，我就也对你不好，甚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以恶制恶，以怨制恨，互相伤害，只能加深和激化矛盾，产生怨恨，丝毫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遇到矛盾不管对方是对还是错，自己首先忍让一步，后退一步，平心静气的和善的把问题说清楚，在善心善语面前，相信再不讲理的人也不好意思变本加厉，再大的矛盾都会被“化干戈为玉帛”的，不要忘记“善”和“忍”的力量才是最大的。

在中国古代，人们普遍相信圣人的教诲，认为“仁义礼智信”是上天赐给人而应当遵循的基本行为规范，故清廉正直的官吏不是个别罕见的例子，而且并不局限于 “贞观盛世”、“文景之治”等开明鼎盛时代（比如有名的海瑞、包公就不是盛世的官吏；本文后面将要提到清廉官吏出自的明朝嘉靖、天顺时期，这也都是皇帝昏庸、奸臣当道的时代）。今天的中共治下当官的道德低下，遍地贪腐，反说自古如此，“天下乌鸦一般黑”等等，那不过是受党文化影响而为中共遮羞而已。如果中国古代吏治真的如此黑暗，何来中华五千年辉煌文明？

这里从明代郎瑛《七修类稿》中，选介二则官吏美德的史实如下。

明朝天顺年间，兵部尚书邝野，刚出任陕西副使时，由于办事公正，便很有声望。

有一次，他给父亲寄去一块红绒，父亲收到后，马上原封不动的寄还给他，并写信去责备他说：“你还没做出多少对别人、对社会有益的事，却要拿这种东西来玷污我！”从那以后，邝野努力自省其身，更加廉洁奉公。最后，他的官职提升到最高的品位。人们讲：“邝野的廉俭，是他的父亲严格管教的结果。”确实是这样。

还有一个都御史，名叫朱裳，是沙河（今甘肃境内）人，嘉靖时期，出任浙江省的布政使。这位布政使的私人住宅里，不使用奴仆，全由他自己亲自操持家务。他的穿衣用度，都是平常的衣物，饮食也是粗茶淡饭。当时的人都认为这些是常人难以做到的。

后来，朱裳的父亲来此地任职，人们不无惊奇的发现：父亲俭朴的作风，比其儿子更加高洁。平时在家中时，父亲的言谈举止，无一不在继续教育儿子廉洁、严谨的处事待人。

由此可见，邝野和朱裳二人的廉洁，他们的品德，除了他们的天赋之外，很大程度，都是来自于严正的家教。

据《汉书》记载，汉武帝征和二年，“巫蛊之祸”爆发，太子刘据和他的儿子刘进都因此被杀，刘进的儿子（即后来的汉宣帝刘询）刚刚出生不久，就被投入大牢。案发后，廷尉监邴吉被调到京城负责处理刘据案，邴吉知道太子是被诬陷的，怜悯这个无辜的婴儿，便让忠厚谨慎的女囚胡组、郭征卿住在宽敞干净的房间哺育皇重孙。

后来武帝病了，望气者说长安监狱有天子气，武帝便派遣使者，命令将监狱中人一律处死。使者夜晚到来，邴吉紧闭大门，说道：“皇重孙在此。普通人都不能无辜被杀，何况皇上的亲曾孙呢？”到了天亮，使者无奈回去回复，武帝此时也清醒了，说：“天使之也。”于是大赦天下。

在帝王秉持生杀予夺大权的古代，一个小小的廷尉监居然不惧严刑峻法，敢于“抗旨不遵”，除了因为他了解冤案的真相，还在于邴吉自身的刚毅耿直，秉公执法。史书上说，邴吉原本是狱法小吏，后来学《诗》、《礼》，能通大义，崇尚宽大，讲求礼让。虽然君权至高无上，但学《诗》《书》、通礼义的读书人都是以修德行善为基本准则的。

圣人效法天地，解释神明之德，认为唯有遵循大道才有盛德，有盛德才有福报。所谓“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所以即使是皇帝的命令，如果不合乎道德法规，亦敢与抗命。而之后的邴吉也真的善行得报，位至宰相，死后，其子孙也受其荫佑。

被邴吉保护下来的皇重孙刘询后来当了皇帝，是为汉宣帝，邴吉却绝口不提先前他对宣帝的恩德。汉宣帝刘询从别人口中得知邴吉的恩德后立即封赏，不料邴吉却身染重疾，皇帝忧其将亡，太子太傅夏侯胜说，我听说人积有阴德者，一定会享其福报且惠及子孙。现在邴吉还未获报就生病，绝非不治之症。后邴吉果然病愈。

历史上的真实故事也说明一个道理，不要被当下的权利欲望迷昏头脑，了解事实真相，遵循善恶有报的天理，做事问一问自己的良知，保护善良者，拒做打手帮凶，其实也是在帮助你自己。

文／焕章

明朝永乐年间，高文雅陈述时政，首先提及建文帝的事，其次谈及救灾恤民的问题，言辞非常直率，什么都不忌讳。都御史陈瑛，请求治高文雅的罪。

明成祖朱棣（1360－1424年）说：“高文雅以前没有做过官，不知道官场的忌讳，可以宽恕。他所说的话中，有可以采纳的地方，不能因为讲得直率、难听，而废弃。”

明成祖又另外召见尚书郑赐，告诉他说：“不因直言而治罪，就会使忠言进，谀言退。自古以来拒谏的事情，明主是不做的！你应当体会我的心意，今后有谈论政事的，只看其能用与否。人的见解有所不同，如果有违逆之处，不可加罪。陈瑛这个人比较刻薄，不能帮助我实行善政，你们要警戒他！高文雅直人直言，诚实堪嘉。可由吏部衡量其才能，授予官职。”（事据明代余继登《典故纪闻》）

明成祖朱棣是非常开明的皇帝，他统治时期被称为“永乐盛世”。其实纵观中国历史，所有真正的盛世，不是靠皇帝或者下面的马屁精吹捧出来的。开明的统治者最起码需要做到的一点，是纳谏。听不得意见、建议，甚至对于进谏（用今天的话叫“上访”）者打击报复的，不是昏君便是暴君，比如商纣王、周厉王等就是例子。

中国自古就有尊重民权民意的传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势》），认为上天都是遵从人民意愿的。古代思想家老子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孔子的“泛爱众”，孟子的“民贵君轻”，都体现了重民爱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思想。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做法，导致了“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的局面，最后民起而攻之，自取灭亡，佐证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在中国历朝历代，请愿作为下情上达的手段而被众多开明的君主所认可，并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了兴利除弊的作用。如果把中国古代的请愿和现代的上访相类比，那么在古代历史上还曾经有过大量「集体上访」事件呢。比较有名的，如东汉的太学生运动，南宋的太学生运动，明代的东林党人运动，近代的公车上书等等；至于地方官员接受民众书面请愿或集体拦轿陈情等方式的“上访”则不可胜记。下面是几则古代“集体上访”的例子。

东汉时期，桓帝永兴元年（153年）朱穆任冀州刺史，他惩处贪官污吏和权贵。因宦官赵忠葬父越规（制作了皇帝和王侯才准许穿的玉衣来装殓死者）。他下令挖坟剖棺查实并逮捕其家属治罪。桓帝闻讯大怒，将朱穆判作苦役。因此，引发了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宫廷向桓帝上书请愿，为朱穆喊冤。刘陶认为朱穆忠心忧国，深谋远虑，是难得的贤臣，如非要判刑，他愿代朱穆受刑服苦役。桓帝后来赦免了朱穆。桓帝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规平羌有功，因宦官徐璜、左悺向其敲诈货赂不遂，诬陷其侵没军饷，判其服刑苦役。于是，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一起请愿，诣宫廷上书为皇甫规鸣冤，皇甫规又因而得以赦免。

北宋末年，朝中主战派正准备着东京（今河南开封）保卫战，这时一部份宋军中了金军的埋伏，损失了一千多人马。宋钦宗听信投降派的谣言，把丞相李纲和大将种师道撤职。太学生陈东带领了几百名太学生，拥到皇宫的宣德门外，上书请愿，要求朝廷恢复李纲、种师道的原职，惩办李邦彦、白时中等奸臣。东京城的老百姓得知后，也都来到宣德门，聚集了几万人。宋钦宗在宫里派人传旨说：“李纲用兵失败，朝廷不得已把他罢职；等金兵一退，马上让他复职。”学生和百姓们不肯答应，都冲进朝堂敲打“登闻鼓”（有急事上奏时候敲的鼓），把鼓皮都打破了，抗议的呼声震天撼地。后来，宋钦宗派人召李纲进宫，并且当众派人宣布，恢复李纲、种师道的职务，几万人这才在欢呼声中陆续散去。

明朝崇祯9年10月，傅山在三立书院读书期间，山西提学使袁继咸被山西巡按御史张孙振诬陷，押解北京，傅山与薛宗周等联络三百余人联名上书，赴京为袁诉冤请愿。经过长达七、八个月不屈不挠的抗争，终于取得正义人士的支持，袁继咸冤屈得伸，官复武昌道，张孙振受到“谪戍”的处分。这次请愿的胜利，震动了全国，傅山得到崇高的赞扬，被称为“山右义士”。

请愿或者“上访”是老百姓不得已寻求正义、要求当局主持公道的一种形式。即使和“政治”有关，历史诸多的当权者出于基本人性，也没有对“上访”民众进行打压，比如上述宋钦宗（历史上有名的昏君，“靖康之耻”的主角之一），最终并没有对“上访”民众采取镇压报复行动，这表明他仍不失人性和基本道德。

相比之下，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集体上访，现场秩序井然，甚至值勤警察都无所事事而悠闲地在一边聊天。整个过程安静平和，既没有阻碍交通，也没有大声喧哗。法轮功学员要求的也仅仅是释放天津被无理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同时要求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正常的也是合法的修炼环境而已。

然而就是这样一群与世无争的和平修炼者却不能见容于中共当局，在随后的十一年中惨遭史上最黑暗的迫害。即使这样，修炼者们仍然十年如一日坚守信念，以和平面对暴力，浩然正气直贯苍宇。而另一方面，也从中可见中共的邪恶残暴，堪称古今无匹。当然这也是它自己选择了与正义和良知为敌，自愿走向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