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辽宁小芳整理

二零零六年，沈阳市苏家屯有一个患喉癌的人，已在沈阳市人民医院确诊，是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到了快说不出话的时候，苏家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六一零”非法组织的主要头目带领一伙人进了患者家，威逼利诱这个患喉癌的人冒充法轮功学员，否认苏家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让他做现场采访的对象来证明。如果他同意这么配合，就能给他三千元钱治病。

就在病人百般无奈的时候，病人的妻子回来了，进家门一看是这么一回事，就十分生气地说：“一个得癌症连话都说不来的病人，还要接受采访、作假证，这让世人知道了，你们怎么去解释？你们的事世人都知道了，还要让人怎么说；做没做，你们还不知道真相！”这伙人一看，慌忙地走了。神奇的是三个月后，那位喉癌患者再去医院检查时，医生告诉他癌症没有了，只是一个小小炎症而导致喉咙声带一时失去了发声功能，现在好了，能说话了。病人不相信这是真的，但他还是说出话来了。现在，他逢人就说，法轮大法就是好，信法轮功永远没错的！

文／秦如初

一、司马光改过，终生不再说假话

宋朝的司马光，在他五岁的时候，有一次他想要脱去胡桃皮，弄了半天，就是脱不掉胡桃皮。后来家中的婢女看到了，就帮他把胡桃放在热汤里面，浸泡一下，然后，便很容易的就把胡桃皮脱去了。

刚巧这时，司马光的姐姐从外面进来，就问他说：“是你自己把胡桃皮脱去的吗？”司马光回答说：“是啊！是我自己把胡桃皮脱去的。”

上面的经过情形，都被司马光的父亲见到、听到了，他老人家就走出来教育司马光说：“小孩子，不可以说假话！”接着又向他讲了为人要诚实的道理。

司马光听了，悚然心惊，从此以后，下定决心悔悟改过。终其一生，都不再说假话了。

二、正直二字，时刻记紧

宋朝的徐孝积，在初次面见安定先生的时候，头稍微歪偏了一点。安定先生就很严厉的说道：“头要摆正，不可以歪斜。”

徐孝积就立即的悔改觉悟，并且说道：“头要摆正，不可以歪斜。那么心又怎么可以不正呢？”

从此以后，徐孝积的心性，就未曾有过一点点的歪斜、偏私。

他成名之后，有不少人来请教他：“什么是处世修身的要诀？”他一定会写下“正直”两个大字，送给请教他的人。

三、吝于改过的王安石

宋朝的大文学家曾巩，与王安石的交情颇佳。宋神宗皇帝就问曾巩说：“你觉得安石的为人怎么样呢？”曾巩回答说：“王安石的文章行谊，并不比汉朝的扬雄差；但是因为他吝啬，所以他比不上扬雄。”

皇上说：“王安石的为人，并不重视富贵钱财，你怎么说他吝啬呢？”

曾巩回答说：“臣所谓的吝啬，是指王安石虽然勇于任事，有所作为；但是他却是吝于改正自己的过失啊！”

神宗听了曾巩的话，连连点头，表示同意他的看法。

唉！王安石以宰相的才干，竟然因为掩饰不肯承认自己的过失，以至于最后弄到祸延天下，危害苍生百姓，留下万世为人唾骂的恶名。何况是现在那些刚愎自用而又没有才干的人，每天都在过失之中，而且又不改过呢？（均据《集福消灾之道》）

文／智真

《陋室铭》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托物言志的短文，文章意境深邃，文辞精炼。从主题看，《陋室铭》表现的了作者洁身自好、不慕名利的人生观和生活态度。通过具体描写“陋室”恬静、雅致的环境和主人高雅的风度来表述自己的心志。

《陋室铭》的作者刘禹锡，洛阳人，唐代著名文学家、诗人，官至监察御史。《陋室铭》仅八十一字，全文如下：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为何作者身居陋室能“自得其乐”，而能不觉其陋？就因为在他看来，只要我提升道德境界，品德高尚，“惟吾德馨”，那么即使身处陋室又“何陋之有”？！他通过对居室的描绘，文章开头以有仙之山，有龙之水比喻陋室，如溪流直下，十分自然地引出正题，而绿苔、青草、素琴、金经这些富于色彩美的点染，更使陋室光彩照人，别有洞天。交友的叙述，志趣的抒发，幽雅地弹琴，潜心静默地阅读佛经。就好比南阳诸葛亮的草庐，又好像西蜀杨子云的亭子，虽很简陋，因为居住的人抱负远大，所以受到人们的景仰。

文章篇末“孔子云：何陋之有？”典出《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表明“陋室”的主人也具有古代名贤的志趣和抱负，难道这样的陋室还不该铭文以志之吗？

联想到《陋室铭》的写作背景，刘禹锡因直言敢谏触怒权贵，被贬官为多处刺史，被贬谪到边郡和州县时，因他不阿谀逢迎，县令只给他德胜河边一间半房子，刘禹锡看到附近有一排杨柳树，就写了一副对联：“杨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表现了其虽然身处逆境，仍然心怀天下。知县见此，就给他一间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房子，即将居室减至斗室，刘禹锡仍然读书作文并写下了《陋室铭》请人刻于石头上，立在门前。他以文明志，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不改变自己的理想。透过《陋室铭》，人们读到的是作者安贫乐道的志趣和不与世事沉浮的独立人格。

《资治通鉴》记载了一个让现代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故事，白居易《新乐府》诗“死囚四百来归狱”说的就是这件事。

贞观六年年末（公元632年），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审查复核案件。当太宗看到30多个死囚时，觉得很是可怜，就下了一道圣旨：把他们一律放回家，与家人团聚，一年之后的秋天来京城执行死刑。接着太宗又下了一道命令：把全国的死囚都放回去，来年都到京城，一起问斩。

于是乎，全国390个死囚都回了家。

贞观七年（公元633年），被放回去的全国390个死囚，没有人带领，也没有人监督，都按时从全国各地返回长安，没有一个逃跑或隐藏的。最后太宗将这些死囚们全都赦免了。

故事情节很简单，但其中却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后人解读与回味。这390人明知已被判死刑，为何有机会不逃走却心甘情愿回来受死？太宗又为何将他们都赦免了呢？仅仅是出于怜悯吗？

这其中的缘由还要从唐太宗的仁德说起。太宗爱民如子，他曾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太宗规定，杀一个死囚，得向皇帝报告三次，而且，实行死刑之日，皇帝不能进酒肉，不能欣赏歌舞。因为酒能乱性，音乐能使人沉湎于情感中，不能进行理性思维，目的是在行刑前的最后一刻让皇帝进行冷静思考，以免错杀无辜。而且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再加上太宗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使得百姓安居乐业，社会治安相当好，贞观初有几年，全国死囚犯还不足百人。

面对如此仁德的皇帝与这般公正的司法，可以说这些死刑犯原本就心无怨言，只有悔恨之意，又得到了太宗的怜悯，自然心怀感激。而太宗又是一位非常讲诚信的君主，俗话说“民以吏为师”、“上行下效”，死囚们“自投罗网”的行为正体现了太宗德行善化的巨大力量。

而太宗的大赦并不只是出于怜悯。古人认为做人的根本就是“诚信”，这些死囚能够信守约定，知道感恩，说明他们还有做人的底线，所以太宗给了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有这样一位道德高尚、懂得以德治国的君主，才有了廉洁奉公的官员和讲究规矩的百姓，这也就不难理解，唐初为何出现政治清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了。（文/清源）

晋国的中行寅将要败亡了，他将负责祭祀的太祝找来，准备治他的罪，对他说：“你为我祭祀，肯定祭品不丰厚，斋戒不虔诚，因此导致我要亡国了，这是为什么呢？”

太祝对他说：“昔日先君中行密子只有车十乘，可并不觉的少，只忧虑自己德行和道义不足。现在君主您有战车百乘，不去忧虑德行和道义的不足，只嫌战车还太少。大造战车战船必然要增加百姓的赋税徭役，赋税徭役一多百姓自然不愿意，要对您诅咒责骂。您以为只祭祀上天就会国家太平吗？要是所有人都诅咒责骂您，您也会灭亡的。我一人在祭祀上天时颂扬您，可一国的人都在咒骂您，我一人的颂扬哪能抵得过一国人的咒骂呢？您的国家因此灭亡不是很自然的事吗？我又有什么罪呢？”

中行寅听了十分惭愧。

《尚书》有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意思是上天所见来自我们老百姓的所见，上天所听来自我们老百姓的所听，天意通过老百姓在显现。象中行寅这样不修德政，贪得无厌，弄的人人唾骂，已经是逆天而行了，他不知反省自身的过错，反而以为祭祀丰厚点、虔诚点，上天就会保佑他不败亡，这怎么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