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一词近来已广为人知，是指犯罪的受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依赖的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加害他人的一种情结。
这个词源于一起抢劫事件。1973年8月的一天，两名劫匪闯进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劫持了6名银行职员作人质。一星期后，人质获救，但令人惊异的是，人质反而闷闷不乐，对警察表现出明显敌意。更令人不解的是，其中一名人质竟爱上绑匪，跑到监狱要与他私订终身；另一人则四处筹钱，请律师为绑匪开脱罪责。这种心理疾病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由于患者与绑匪共同生活，对其产生认同感和依赖感，也被称为“人质情结”。
有分析指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产生有下面几个条件：
1、人质感到绑匪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2、在遭挟持过程中，绑匪可能有略施小惠的举动。
3、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与所有其它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
4、人质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
有句话叫“窃国者侯，窃钩者诛”。斯德哥尔摩事件中的劫匪不过是窃钩者，就能如此扭曲人质的心理。那么中共这样的窃国者呢？中共霸占着整个中国，霸占着所有的暴力机构、宣传机构和经济命脉，对照上述四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产生的条件，每一个条件都成立！第一点显然成立，中共的残暴人所共知。第二点，中共也擅长略施小惠，甚至恬不知耻的把自己打扮成令人作呕的“党妈妈”。第三点，中共霸占所有的媒体作为自己的喉舌，同时还封堵互联网，还专门有一个宣传部，竭力对民众洗脑。第四点，除了中共贪官和一些精英外，大多数中国人都无法移居海外，即使很多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也仍然惧怕中共，受中共影响。既然上面的四个条件都成立，那么在中共这样一个窃国绑匪的劫持下，很多人都可能不自觉地有着斯德哥尔摩思维，对中共产生心理倾斜，甚至对遭受中共迫害的群体落井下石。
比如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集体到位于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一事，很多人被中共喉舌媒体欺骗，误以为这次上访是中共所污蔑的“围攻”、“闹事”。事实上，法轮功学员集体上访是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上访权利，他们是去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依法上访，而这个办公室在中南海附近。他们当天上访极其平和安静，没有大声喧哗，没有阻碍交通，根本没有什么“围攻”。他们上访是因为此前天津警察无端抓捕了四十多位天津法轮功学员，是因为中共在一九九六年就开始无理打压法轮功，包括禁止法轮功书籍的出版，并且以先扣帽子再罗织罪名的方式进行所谓的“调查”构陷。法轮功学员“四二五”上访是因为中共在不断地“滋事”，他们的上访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制止中共的滋事。
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民众以和平的方式表达意见，包括游行示威，是非常平常的事情，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比如小布什的两次总统就职典礼，每次都有上万民众抗议，但布什政府并没有因此给抗议者扣上“围攻”、“闹事”的帽子，更没有对哪个团体进行迫害。只有中共这样无法无天、与民为敌的邪党，才会疯狂的迫害和平表达意见的民众。
摆脱斯德哥尔摩思维，人们就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四二五”上访和他们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的讲真相、抵制迫害，是在坚持自己做好人、讲真话的基本权利，他们面对暴政的迫害，既没有卑躬屈膝，也没有以暴易暴。他们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信仰；他们把真善忍的美好和中共的假恶斗告诉周围的民众；对于迫害他们的中共人员，他们没有报复，而是慈悲地劝善。他们在过去十多年的岁月里的所作所为，展示着真善忍的美好。
中国人被中共邪党欺压、欺骗得太久了，我们应该摆脱对中共的恐惧，摆脱中共谎言的蛊惑，坚守自己的良知和善念。那时我们就会感受到真善忍的美好，获得真善忍的福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