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湖

“义”是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核心的部份。提起“义”，人们最先想到也许就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这部书内容上虽然写的是三国纷争的历史故事，然而对“义”的诠释却是贯穿全书的宗旨。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义，“七擒孟获”讲的是信义；关云长“义不屈节、父子归神”，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流传甚远，对人的影响极其广泛。

《义姑退兵》说的是，春秋时期，齐国攻打鲁国，在郊外遇到一个妇人，一只手携着一个孩子，另一只手抱着一个孩子在跑，齐国的士兵就去追她。那个妇人就把手里抱着的小孩子丢掉了，带着携的孩子一同跑，士兵把那个妇人追到了，就问她：“你丢了手里抱着的孩子，却带着携着的孩子一同逃走，这是什么缘故呢？”那个妇人就说：“刚才带着走的，是我哥哥的儿子；抛弃了的是我自己的儿子，我看着这个情势，是不能两存的，所以宁可把我自己的儿子丢了。”齐国的将官听了，就说：“哥哥的儿子和自己的儿子，哪一个比较亲些呢？”那个妇人说：“对于自己的儿子，是一种私爱，对于哥哥的儿子，是一种公义。抛弃了自己的儿子，虽然心里肉痛，可是从公义上说，还是这样做是对的。”齐国的将官就把自己的军队约束住了，不再去攻打鲁国，并且说：“鲁国的一个女子，都如此深明大义，这般仁义的国家，哪里可以去攻打他们呢？”于是就带了兵回去。那妇人丢掉的自己的儿子也得以保全。鲁公得知了这件事，就送给妇人许多礼物，并且送她一个名号，叫“义姑姊”。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义”让人明辨是非，不逾越公正、公理、公德做事，保证着社会的稳定、人与人的和谐共处。然而自中共邪教夺权篡政以来，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文化破坏殆尽，取而代之的是“背信弃义”、“忘恩负义”式的对人民、对所谓的其专政下的敌人检举揭发、无情打击、消灭思想、消灭肉体。 只有摆脱中共，中华民族才有可能回归正义之道。

以其党魁毛泽东为例，彭德怀几次出生入死救过毛的命，在庐山会议上，彭刚刚批评了毛几句，毛就翻脸无情，欲置彭于死地。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这些被中共利用过的民主党派人士、和有见地、有思想的几十万知识份子，在“反右”初期受毛的给党提意见的鼓动和“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绝不秋后算账”欺骗，出来说了几句实话就被毫无信义的毛打成“右派”，受尽折磨、侮辱、甚至含冤而终。文革时期人们为了保全自己，出卖家人、朋友、同事蔚然成风，说谎话、落井下石成为人们生存的保障。“义”荡然无存，人的道德急速下滑。

所谓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宣传“拜金主义”，没有道德的约束，对钱财、物欲疯狂的追求致使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厚黑术”、“犬儒症”、投机钻营、尔虞我诈泛滥横行。

王烈是东汉末年太原人，字彦方，他为人正直好义，平时以德行感化乡里，乡里人人都非常敬重他。

有一次，有人偷牛，被失牛的主人捉到了，偷牛的人跪地请求说：“请把我送官法办，我甘受王法制裁，但求不要让王彦方知道。”王烈听到消息后，立刻派人来向失主谢罪，并送一匹布给那偷牛的。大家都觉得奇怪，有人询问原故，王烈说：“这小偷，怕我知道他的过错，可见他有羞耻心，有羞恶之心的人，必能改过向善，所以我这么做，就是要激励他能改过自新。”

后来有个老父遗失一把宝剑，被一人捡到了，就在路旁看守，等候失主来认领，直到黄昏，老父回来寻找，此人便将宝剑奉还，老父非常感激，问他姓名，原来竟然是以前那个偷牛的人。

乡里百姓，凡有争讼曲直的事件，都去请求王烈排难解纷，断定是非。由于王烈平素德教影响，有的走到半途，忽然愿意放弃争执，双方和解而回来的，有的望见王烈的屋舍，就感到惭愧，彼此相让而回来的。可见王烈盛德感化之深，已远胜过刑罚的力量。

之后因遭逢世乱，王烈避居辽东，当地的夷人也受到他的教化，都争相向他学习道德礼仪。曹操闻知后，派人来征召王烈为官，王烈婉辞不去。他一生高洁，与人为善，为人称颂。

历史上受人们景仰的人都是品德高尚之人，因为道德的影响力是任何其它力量所无法达到的，这就是善化的力量。强权势力永远不能使人心灵屈服，更不能使人心悦诚服，以恶制恶，以暴制暴，徒增彼此更大的罪业。只有提升道德良知，才是做人之本，才是生命之根，才是维护宇宙真理的善念，是人心灵的真正归宿。

作为中国人，都为自己民族五千年的文明而自豪，更为祖先留下来的神传文化的博大精深而骄傲。但是今天的中国人，经过反传统反道德的中共几十年的统治、灌输和洗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已经知之甚少，或只是了解一点皮毛，已不知将其用来对照和指导自己的行为，甚至不会想到从古人的道德操守和精神境界中汲取自身成长的精神养份，而是将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弃置一旁，任由整个民族的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这是统治集团为其自身的统治而有意为之，而这一点恰恰是对整个中华民族最大的戕害。如此下去，按照善恶有报的天理，其结果将是多么的可怕！所以道德回归，重建整个民族的道德体系在当下就显得尤为迫切。让我们每个人从自己的内心做起，尽快彻底抛弃共产邪党文化那一套，努力做一个好人，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那样的话，个人和民族才会有一个好的未来。

文／钟医　

整理明代医学家李橚在中医启蒙书《医学入门》中提到了古代中医的习医要求。原文摘译如下：

隆庆辛未年冬，卢廷和、何明善、李星、侄子李时思相聚一堂来请求我：“您的《医学入门》已成书，怎能没有规矩教我们怎么学习呢？”我说：“行医关系到人命，不是品质诚实而不虚伪、性格沉静而有恒心、真正知道长阴功乐趣的人，未可轻易学医。既然人立下了学医的志向，就可以商议如何用工。”

“学医人对于《医学入门》一书既然融会贯通，而后可以成为一名小医。此后学医人更要努力静坐，诵读儒书。学医人渐渐懂得阴阳消长之理后，先为自己治病见效了，再为别人治病；先为亲人治病见效了，再为陌生人治病。直到学医人自己感觉到了胸有成竹，即使闭门造车也能天下合辙的程度，然后才可以开门行医。”

“至于行医后的行为操守，尤其不可没有定规。医生每天五鼓清晨清心静坐，早起后再诵读一两本儒书，来清理杂念。（时时刻刻都不失清晨的心态为妙。）”

“在病机稍有疑难之处，用药不甚见效时，医生姑且在五鼓清晨清心静坐，潜心推究病源，再次为病人诊察改方，病一定没有治不好的。”

“为病人治好了病后，这也是医生的份内事，纵然医生不求功名利禄，全凭行医养家糊口，也不可过份索取钱财，只能听任病人家酬谢。如果病人家也一样清贫，医生要分文不取，这尤其体现了医生的仁义和清廉。因为别人不能回报医生，天一定会回报医生，如果医生抱着这样一种心态行医，他的医术还能不高明不见效吗？”

卢廷和又上前问道：“我根基浅，又愚钝，请老师送学生一句话。”我说：“‘不欺’而已。学医人读《医学入门》一书，却不从头至尾滚瓜烂熟，得了一方一论就自称会医术，这是欺。学医人熟读《医学入门》，却不思融会贯通，这是欺。学医人融会贯通后却不每天早起静坐调息，为诊视病人做准备，这是欺。学医人诊脉后却不据实相告，这是欺。学医人论方用药潦草而不精详，这是欺。学医人治好病后贪求酬谢，不脱市井小人风味，这是欺。（因为学医人不怕行医无利可图，只怕自己医术不高明。）学医人有所心得，屡用屡验，却不纂集经验来补报天地，公诸于世，这也是欺。欺则良知日益蔽塞，而医道终将没落；不欺则良知日益发扬，而医道更加昌明。学医人欺与不欺之间的抉择，这不是别人能管得了的。”

何明善于是率领众人礼拜说：“我们敢不矢心立志，来继承先生的德教。”

李洪志大师在《转法轮》中说：“中国古代的中医是相当发达的，现在的西医再过多少年也赶不上。”“那个时候上学的人，都要讲究打坐，坐着要讲姿式的，拿起笔要讲运气呼吸的，各行各业都讲净心、调息，整个社会都处在这么一种状态。”现代大陆有的医生纵然设备精良，头衔响亮，其素质却让人感觉是“跑江湖、卖野药”的，与一丝不苟的古代中医比起来，差距相当之大。现代科学研究发现：打坐可以改变大脑结构，古代中医每天早起打坐诵经，心无杂念，这样既提高了学习效率，又提高了道德素质。

（明慧网通讯员大陆报道）古云「福祸无门，惟人自招」，我们的祖先一直相信善恶有报。其实在中国大陆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门，重病发病率、非正常死亡率都远远高于其它同类部门，这已经是体制内不公开的秘密了。难道这是偶然的吗？我们在此选登实例，希望引起读者深思，特别希望如有亲人、朋友从事此类工作的读者，能将法轮功的真相告知亲友，并劝他们替自己的未来着想，善待法轮功学员。

“只相信共产（邪）党”的公安员陈艳辉遭恶报夫妻双亡

四川省阆中市保宁镇城郊办事处公安员陈艳辉，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积极执行“上面”邪党指示，参与迫害法轮功。二零零一年元月，陈艳辉又被派遣到阆中市第二看守所内，专门负责昼夜监控、严管被非法关押在此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向他讲真相，告诉他不要被中共利用再参与迫害，并告诉他善恶报应的道理。他却说：“我不信你那些，我是党员，共产党给我钱，我只相信共产党。”

不久，他退休了。可退休三个月后，他突感耳疼头痛。经医院确诊为鼻癌晚期，治疗期间，他疼痛难忍，化疗后口、鼻、耳烂的流臭黄水，患病仅二个多月，瘦成皮包骨，受尽了精神和肉体折磨后，陈艳辉痛苦的死去。其妻子又因此悲痛成疾，两年后，因肝硬化也失去了生命。

因为“心坏了”而毙命

河北省定兴县杨村乡邪党书记董少杰，男，四十三岁，涞水人。近几年，董少杰为了升官发财，拿迫害法轮功学员做梯子，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

董少杰在杨村乡曾劳教两名法轮功学员，绑架法轮功学员多名。有一次，想绑架杨村乡房家村一名法轮功学员：因家中无人，大门锁着，他亲自带领本乡六一零（中共为迫害法轮功专门成立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司法所、派出所一些不法分子，非法翻墙进去，土匪强盗似的乱翻，找他们想要的，目无法律。

这期间，法轮功学员也陆续给他讲送真相，他都不听不看，还肆无忌惮迫害法轮功学员，特别卖力，最后，还是花了十五万元钱，才买来了一个乡邪党书记。

可是好景不长，董少杰刚上任不久，就在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回家（定兴县城）的路上，在新一零七国道六十米路段，他和司机开着一辆小轿车，钻到一辆大车底下，董少杰当时就死亡，终得恶报。同伴司机却安然无恙。据说，当时把他送进医院检查：全身都没有一点伤，就是心（脏）坏了。

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徐华遭恶报

原四川省阆中市西城派出所民警徐华，是阆中市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两名女民警之一。她常到西城管辖社区非法盘查、骚扰学员，参与非法抄家、提审，丝毫不听善意的劝阻。她调到阆中第二看守所后，继续作恶，对非法关押在里面的两位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

善恶终有报。她调至二看守所不久，因值班失职，而被判缓刑，自觉没脸见人，遂托关系调离了看守所。

信仰自由，天赋人权，至今在中国炼法轮功都完全是合法的。善恶有报是天理，多行不义必自毙。请抓紧有限的时间，利用自身便利条件，善待和保护法轮功学员，弥补过错，脱离中共的操控，为自己和家人赎回未来。

甘肃天水市公安局张庆中、史居平、韩岱成遭恶报

二 零一二年三月二日前后，甘肃省天水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庆中（兼任秦州区分局局长）和副局长史居平（曾经任市国家安全局副局长）还有市政法委书记韩岱成，由于 涉黑被逮捕。三人都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期间任职，而且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对甘肃省天水市众多法轮功学员遭迫害，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仅举一例。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轮功学员王永明被时任秦城区公安局局长的史居平带人绑架到北道公安局。十二月，王永明被天水市秦城区法院诬判十一年重刑。二零零三年三月，王永明被转到兰州监狱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