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电视的片尾，经常会穿插一些拍摄花絮，这些普通人平时难得一见的荧幕之后的故事，常常让人们忍俊不禁，倍感放松。特别是在对故事情节陷入很深时，会让人记起自己是在看戏，不必为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太在意。

今天我们也来看一幕荧屏之后的故事：警察们抬着死者的尸体来到山上，他们将尸体吊在微波塔铁架上，在铁架下摆上一幅照片，敬上酒，并烧了七炷香。旁边，摄影机、照相机在忙碌的拍摄着，还有人对死者的妻子进行“专访”……

这是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午，发生在吉林辽源杏林山上的真实一幕。那些警察们所抬的死者叫李友林，他于头天夜里吊死在杏林山的微波塔上。那么他是因何吊死的呢？警察们又是因何又把他的尸体抬到山上挂起来，并布置场景拍照、录像的呢？

一位和李友林做了十年邻居的正义人士于二零零一年向国外媒体明慧网披露了整个事件的过程：

李友林原是吉林省东辽县安恕镇的农民，后举家搬到辽源。李家很穷，靠李友林每天推着手推车，上市区给人修理自行车维持生计。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李友林所有的修车工具连同手推车一并被城管没收了。失去最后的谋生手段，使他丧失了生活的希望，于是喝了很多酒，在家人入睡后，到山上上吊自杀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他吊死了，就打110报警，警察来到现场。左邻右舍的人都去看。李友林的妻子也赶到山上，哭诉丈夫的死因，还说要告城管部门，是他们害死她的丈夫。围观的人看到这场面，都很同情他们。警察们将李友林的尸体放下，运回他家中。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中午时分，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警察们又把李友林的尸体抬回到他吊死的地方挂起来，并在旁边摆了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照片，点了香，供了酒，录像、拍照、采访李妻。这时李妻的说法也由上午“城管害死自己的丈夫”变成了“是练了法轮功才自杀的”。

就这样，一个被中共独裁政权逼死的典型的“贫苦农民自杀案”，在警察、死者家属的共同配合下，摇身一变，成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借口之一。

这幕由中共执法人员一手导演的破漏的戏，不仅被中共用来在全国毒害老百姓，还被其厚颜无耻的拿到联合国人权大会，作为它迫害法轮功的理由之一。

文／何远村

很多民众对“四·二五事件”一直有很大一个疑问。觉得共产党是什么东西，谁还不知道，躲它还来不及，法轮功反而这么多人去北京上访，去找共产党讨什么说法，这完全是自投罗网啊。很多同情法轮功的人，说起“四·二五”，甚至对法轮功学员产生怨气。 “四·二五事件”三个月之后，中共就全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很多人就更认为“四·二五”就是中共镇压法轮功的直接原因。

法轮功学员中，老的经历过文革，年轻的也见过“六四”，大多都是从中共暴政的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当然知道跟共产党打交道的后果。那么，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还敢大规模的去北京上访呢？对于很多外人来讲，的确是个大大的疑问。

答案却很简单。修炼“真善忍”，做个好人，政府还能不容许？看到一些政府职能部门长期干扰法轮功学员平静的修炼环境，学员们就想，做好人还能有错吗？一定是政府不了解情况，咱们得去跟政府有关部门说说去。谁都知道所谓的“稳定”是政府的头等大事。虽然修炼的目的不是为了社会如何，但是，修炼“真善忍”在客观上对国家对社会的稳定应该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情。正是本着这样的想法，法轮功学员才放下了几十年养成的对共产党及其政治运动的恐惧，坦荡的到北京去上访。于是，你也想去，他也想去，很容易就有上万人了。

但是，作为一种性命双修的佛家修炼大法，在一个无神论作为国教的地方，可以说，风风雨雨从来就没有断过。中共的职能部门中就有一股势力，一直想要整治法轮功。只是因为法轮功做得正，学员们也的确是按“真善忍”在做，职能部门才没有找到借口下手。事实上，到了1996年，修炼环境就越来越恶化了。先是《光明日报》刊文攻击法轮功，接着中宣部就禁止出版法轮功的书籍和音像资料（后来的学员买的书都是盗版）；1997年初，罗干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网罗罪证欲定法轮功为“×教”；1998年5月，何祚庥挑起了北京电视台事件，在《北京特快》节目中诽谤法轮功；1998年7月公安部一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先定罪，后调查；1999年4月11日，何祚庥又在天津教育学院的杂志上发表攻击法轮功的文章，4月23日，天津公安抓捕了去教育学院说明真相的几十位法轮功学员。

在中共社会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这些攻击法轮功的舆论和事端，就是为全面打压做铺垫的。文痞以无神论为理论棍子，不惜造谣中伤抹黑法轮功；政客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利用手中的职权不断制造事端（罗干在镇压法轮功后升官进了政治局）；江泽民的狭隘的妒忌心和个人野心的膨胀，丧失理智发了狂一样要置法轮功于死地。风雨欲来，黑云压城，无论有没有“四·二五”，镇压都会来临。相反，“四·二五”是法轮功学员给中共提供的一次机会，希望当局能够倾听民众的声音，化解对法轮功的打压，明确地给法轮功学员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让老百姓有一个做好人的权利。

中共在镇压之后的宣传中极力隐瞒和歪曲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一些职能部门长期以来对法轮功的偏见和打压——中共的宣传给人的印象是，好象法轮功突然就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所谓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动作。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好端端的都能自由修炼，法轮功学员们去上访干什么？

做好人有错吗？修炼真善忍有错吗？在哪个社会，这也没有错啊。

但是，事实证明，在中共的统治下，做好人不容易，甚至容不得你做好人，容不得中国人心向真善忍。

希特勒上台后，为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首先将紧邻德国的波兰选定为征服对象。

不过，要对波兰开战，当然得有拿得上台面的理由和借口。世人皆知，当时的波兰不但根本没有进攻德国的意图和迹象，而且也没有这样的需要和实力。然而，这难不倒惯于信口雌黄的纳粹。

1938年8月上旬，纳粹德国报纸炒作的中心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波兰是破坏欧洲和平的罪魁祸首，波兰已武装入侵威胁德国，波兰是和平的敌人。《柏林日报》的头版通栏大字标题是“当心波兰”，《领袖日报》的标题则是“华沙扬言轰炸但泽——极端疯狂的波兰人发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

为了把骗局搞得更象是真的，纳粹媒体还精心制造了波兰进攻德国的假现场，将数名被麻醉过的集中营囚徒扔到那里，充当被波兰人打得奄奄一息的“伤亡”人员，以假乱真，煽动德国人民的战争情绪。

8月31日，当夜幕降临欧洲的时候。150万德国大军开始悄悄地进入距波兰边境最近的阵地，静等次日主帅出击的将令。此时，希特勒不惜亲自出马，对德国人民和世界舆论进行最后的欺骗，在百万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仍假惺惺地发表了一份冗长的“和平建议”。当晚9点，戈培尔命令德国所有电台都播放了这份希特勒对波兰的“和平建议”。甚至在华沙被攻陷的前一天，纳粹还在报纸和电台上发动大规模的和平攻势，继续欺骗国内人民和世界舆论。

类似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谎言在第三帝国可谓数不胜数，纳粹的宣传机器就象一条庞大的流水线，每天都在源源不断地生产这样的瞎话。戈培尔曾有言：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成为真理。在纳粹统治下，谎言的陷阱可谓无处不在，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也会掉进那个陷阱。

美国记者夏伊勒的亲身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告诉读者：“我本人不久就有这种体会：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一个人是多么容易听信说假话的和受检查的报刊和广播啊。……在一个德国家庭里，或者在办公室里，或者有时候在一家饭馆里、啤酒馆里、咖啡馆里，跟一个陌生人的偶然交谈中，我常常会从看来是受过教育的和明白事理的人的嘴里听到最蛮横武断的主张。显然，他们是在重复他们从广播中听到的或者从报纸上看到的荒唐意见。有时候听到这种胡说八道忍不住也照样要说说自己的意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看到一种极为怀疑的眼色，一种默然震惊的神情，好像你亵渎了上帝一样，于是你就会了解到，想要跟一个头脑已经变了样的人接触，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认为凡事就是象希特勒和戈培尔悍然不顾事实地所说的那样。”

2001年1月23日，一场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之火，经过中央电视台等中国官方媒体的反复渲染迅速传遍全世界。自焚者被一口咬定为法轮功学员。

中央电视台的自焚节目播出后，许多人信以为真。但海外专家通过慢镜头仔细观察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自焚节目，惊诧地发现这其实是一场蓄意陷害法轮功的伪案。

细心的观众只要把电视镜头放慢就可以看见，在被官方媒体称为自焚而死的刘春玲身上的火焰基本熄灭时，有人突然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随即倒地，一条状物快速弹起，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那么究竟谁是出手打击的人呢？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止住，会看到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

另外，天安门广场没有灭火器，警察也不会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可能在一、二分钟内就有4个人立即拿出灭火器围在刘春玲身边？

官方媒体报道说：“被烧重伤12岁的小姑娘刘思影在医院立即进行了气管切开手术。”但是人们在电视节目中却听到刘思影声音清脆地在与记者对白，难怪一位美国西医大夫看完此报道后说：“气管切开手术后，人是绝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里恢复讲话能力的。”

官方媒体还报道说，自焚者王进东被严重烧伤，可他两腿之间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头发也基本完好。而且，他打坐、结印的姿式根本就不象法轮功学员。镜头前，王进东右边拿着灭火毯的警察，没有紧急扑火的运动感，他拿的灭火毯是静止下垂的，好象是为了拍照而摆好的姿势，这样的镜头场面发生在整个突发事件的一、二分钟内，而且摄影机处在最佳的拍摄角度……疑点重重。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台湾大学中文语音识别实验室，对《焦点访谈》中三次出场的王进东作了语音鉴定：第一集中的王进东与其他俩集中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人。

显然，有人精心策划导演了这场“自焚案”以栽赃法轮功。那么导演者是谁呢？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2001年8月向联合国提交的“天安门自焚”的报告中公布：“我们从录像片中得出结论，天安门自焚是中国政府一手导演的。”

2003年11月，分析自焚案重重疑点的英文纪录片《伪火》，以其严谨求实的风格和对黑幕的曝光获得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

按照纳粹和共产党的一致逻辑，党的意志高于一切，只要有利于党的利益，什么谣都可以造，什么谎都能说，造谣说谎不但不丢人，而且光荣无比。他们统治的国家之所以遍布谎言，根源即在于此。

央视“自焚”录像中，被大火烧过的王进东，面部严重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

“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二者都是靠暴力和谎言来维系（即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但仔细深究，共产主义那一套更精致、更伪善，甚至常常还‘敢于’诉诸道德情感。”“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共产政权对谎言的依赖，甚至超过了其对暴力的依赖。”——《红朝谎言录》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