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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法委——“造谣公司”

回顾中共统治60年的历程,有多少好人在独裁专制下,无辜地断送了性命。在中国大陆的掌权者只要想打倒谁,政法部门都会编造其罪证如山,而每次平反又都是烟消雾散。这样谎言行骗的闹剧一再重演,人们已司空见惯、不以为然了。

《九评共产党》中说:“骗——邪恶要装正神,就要行骗。”“当暴力不足而需要加以掩盖修饰的时候,欺骗和谎言便登场了。谎言是暴力的另一面,也是暴力的润滑剂。”

中共的政法委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工具,它就是把谎言作为润滑剂的,而且成了众人共识的名牌“造谣公司”。特别是在迫害法轮功中,其谎言行骗的伎俩暴露无遗。

政法委这么一部国家机器,不断编造出谎言,并动用全部媒体铺天盖地地造谣行骗,可谓史无前例。什么敛财呀,豪宅呀,1400例呀等等,都是无凭无据的,历史终究证实全是谎言。

最大的造谣行骗,莫过于2001年1月23日的“天安门自焚”事件了。这是当时的政法委书记——“6·10”头目罗干,亲自出面编造、导演的,欺骗了一些单纯的不问青红皂白的人。实质是漏洞百出的闹剧,只要稍一留意,就会揭穿其把戏:警察能在天安门背着灭火器巡逻?装汽油的塑料瓶子能烧不破?气管割断还能唱歌?记者采访咋能不穿防护服?那个扮演“自焚者”打坐时并非法轮功修炼者的姿势!……

2001年8月4日,经过缜密调查后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在联合国会议上正式声明:“中国政府(江泽民)企图以诬陷法轮功残害生命破坏家庭来为其国家恐怖行为辩护……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导演的。”

由北美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影片《伪火》,系统地剖析了“天安门自焚事件”为假案,在2003年11月8日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中获荣誉奖。人们不禁要问:法轮功传出20年,在中外一亿修炼者中,为什么仅此一例自焚事件呢?为什么不敢让其他记者(特别是外国记者)来采访呢?!用现代化新闻手段编造几个人的什么事件容易,而妄图移花接木到大法弟子身上,以此来改变法轮大法的总体形象,那是徒劳的!岂不知修炼大法的人按照法理是不允许杀生和自杀的。

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中共政治局常委的罗干,竟做出如此腌臜可笑之事,于天理、于道义、于法律都是不容的,必将遗臭万年。
央视“自焚”录像中,被大火烧过的王进东,面部严重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

不要教坏我

2012年7月29日,香港三十多个团体发起反洗脑教育大游行(上图),许多家长带同子女出席,不希望下一代接受中共的洗脑教育,要求当局立即撤回所谓的国民教育科,有九万人参加游行。

所谓的“国民教育”,就是歌功中共的洗脑教育。

手抱两岁女儿参加游行的钟先生道出了人们的心声:“不希望我的女儿将来以为一党专政是好的,也不希望她以为六四事件没有死过人,不希望她以为共产党等于中国。”他说,“最反感的是,这是共产党宣传自己的一个节目,它们不说真相,我怕我的女儿以后不知道真相,不知道历史,不懂得独立思考的能力,不懂得分辨是非。”他希望任何这种形式的“国民教育”不仅不要在香港推行,全中国都不要推行。

中共的精神洗脑是在幼儿园时期开始的,一进幼儿园就被灌输“爱党、党妈妈”教育,小学课本的造假,孩子从小学习的是“假英雄”、“假事迹”、“假情感”,更让人忧心的是,中共邪党还对这些天真的生命灌输仇恨教育。

如被称为“世纪谎言”,用于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事件不但被印在小学课本里,欺骗孩子,还把这一谎言拍成电影,强制中小学生以学校为单位,人人观看,还要强制学生写观后感。

居心叵测的中共为了迷惑孩子们,还特意安排十二岁的“刘思影”(最终被中共杀害灭口)成为主角,让分辨是非能力不强、还不会独立思考的孩子们对法轮功产生了误解和仇恨。

按中央台的说法,大夫给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是四天后她就接受了央视记者采访,还声音清脆的给记者唱歌。气管切开手术是在声带下方,切开后声带漏气,怎么能正常说话?这是违背医学常识的。

荧屏背后的故事

在电影、电视的片尾,经常会穿插一些拍摄花絮,这些普通人平时难得一见的荧幕之后的故事,常常让人们忍俊不禁,倍感放松。特别是在对故事情节陷入很深时,会让人记起自己是在看戏,不必为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太在意。今天我们也来看一幕荧屏之后的故事:

警察们抬着死者的尸体来到山上,将尸体吊在微波塔铁架上,铁架下摆上一幅照片,敬上酒,并烧了七炷香。旁边,摄影机、照相机在忙着拍摄,还有人对死者妻子“专访”……

这是九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午,发生在吉林辽源杏林山上的真实一幕。警察们所抬的叫李友林,他于头天夜里吊死在杏林山的微波塔上。那么他是因何吊死的呢?警察又是因何又把他的尸体抬到山上挂起来,并布置场景拍照、录像的呢?

一位和李友林做了十年邻居的正义人士于二零零一年向国外媒体明慧网披露了整个事件的过程:

李友林原是吉林省东辽县安恕镇的农民,后举家搬到辽源。李家很穷,靠他每天推着手推车,上市区给人修理自行车维生。由于没有修车执照和固定地点,他经常被警察赶跑。九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李友林的修车工具和手推车一并被城管没收。他丧失了生活的希望,于是喝了很多酒,在家人入睡后,到山上上吊自杀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他吊死了,就打110报警,警察来到现场。左邻右舍都去看。李友林的妻子也赶到山上,哭诉丈夫的死因、还说要告城管部门,是他们害死她的丈夫。围观的人看到这场面,都很同情他们。警察将李友林的尸体放下,运回他家中。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中午时分,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警察们又把尸体抬回并挂起来,并在旁边摆了法轮大法创始人的照片,点了香,供了酒,录像、采访。这时李妻的说法也由上午“城管害死自己的丈夫”变成了“是练了法轮功才自杀的”。

就这样,一个被中共独裁政权逼死的典型的“贫苦农民自杀案”,摇身变成中共抹黑法轮功的戏码之一。

其实看这出戏的“幕前”,也是漏洞百出,如:法轮功中明确规定“炼功人不能杀生”及“自杀是有罪的”。并且,真正法轮功的人都不抽烟、不喝酒,怎么会用酒来敬师父呢?

邻居还指控:官方(中共)说李友林从单位拿回一本“法轮功的书籍”。而李友林是农民,没有单位,也没上过班,不可能从单位拿回书。李有精神病史,而且从来没练过法轮功,这是邻居们都知道的事实。

事实上类似的剧目还有很多,如“马建民剖腹找法轮”、“张海青练出罗锅”等,无一例外是由中共编导的欺骗民众、抹黑法轮功的丑剧。

你可相信曾子杀人市有虎?

春秋时鲁国的学者曾参,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他品性端正,贤而有德。他住在鲁国费邑时,有一个和他同名的人杀了人,有人就跑去跟他母亲说:“曾参杀人了!” 曾母神色泰然地继续织布。不久又一个人说“曾参杀人了!”曾母也不为所动。等到第三个 人也如此,和前面两位说的一模一样,曾母再也沉不住气了,丢下织布的梭子,跳过围墙逃走了。

这个典故告诉我们,在当事人不在场或不能为自己申辩时,流言有多么可畏!历史上因听信传言而酿下千古遗憾的有不少,然而翻遍古今中外的书,没有比当今中共对法轮功的诬蔑和仇恨宣传更毒害人心的了。
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共开始对法轮大法迫害、诬蔑时,曾在全国各大媒体反复宣传,称练功练死练疯了。这里仅举一例说明。

山东蒙阴桃曲镇居民石增山的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这是左邻右舍们都知道的事实,医院都说治不好,她死于先天性心脏病是附近居民尽人皆知的。然而为了取得有“说服力”的揭批材料,为了向上级邀功,蒙阴县宣传部组织专人编写了一份材料,说石的女儿练法轮功,不让吃药、不让打针,最后死了。要石增山配合电视台,念这份稿子录像。石不想出卖良心说假话,就不同意,结果镇政府组织了一批打手用了三个晚上对石增山进行非人折磨、毒打,最后石增山屈服于他们的淫威,被迫做了不想做也不应该做的事,说了假话,配合电视台录像“揭批”,造成终生遗憾。

和平上访为何成了“围攻中南海”?

“4·25”和平上访的人群。可以看到执勤的警察在闲聊(注意上访人群身后不是中南海紫禁城特有的红色围墙,人群实际是在中南海对面的马路和府右街,从方位上讲“围攻”无法实现)。
中共从1996年起,就暗地里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打压。先是中宣部1996年发通知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進行秘密调查,为“取缔”作准备。随后在1998年又多次发出通知,秘密网罗罪证欲定法轮功为“邪教”。

这些秘密调查虽然并未发现一条法轮功的罪证,各地却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炼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三年中打压不断升级。最后因为1999年4月发生了天津公安局无理逮捕、殴打十多位法轮功学员的“天津事件”,天津的警察告诉法轮功学员,你们有问题去找北京。这样引发了“4·25”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上访。

1999 年4月25日法轮功学员集体到位于府右街的国家信访办上访,而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的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可后来中共为了给全面迫害大造舆论,却将法轮功学员的和平上访描述为所谓“围攻中南海”。事实上当时法轮功学员站在府右街和中南海围墙的街对面,从方位上讲“围攻”无法实现(见图),而且当天中共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真有围攻的话,总理不可能出来接见,而且中共军警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将和平上访污蔑为有政治目的的“围攻”,源自于当时中共党魁江泽民的妒忌和恐惧。江泽民妒忌总理朱镕基通过和平解决“四·二五”上访获得的国际赞誉、妒忌李洪志先生教导的“真善忍”在普通民众中巨大的感召力。而且踏着“六四”学生鲜血上台的江泽民,习惯了以中共阶级斗争的思维看问题,他看不到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是对政府的信任,认为这是对党的示威。当晚,江泽民把和平上访污蔑为“围攻中南海”,并在同年7月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

假如彼得举起了横幅

文/欧阳非

“耶稣扛着沉重的十字架,走过耶路撒冷的街巷,不时摔倒在地上,市民们更加疯狂地向他涌来,发泄他们肆无忌惮的无知与怨恨,风声凄凉,愁云惨淡……”,好莱坞导演梅尔•吉布森在影片《耶稣受难记》(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中,再现了耶稣受难前的最后12个小时。耶稣最忠诚的门徒彼得,为求自保,面对愤怒的人群,三次不肯认主。看着受难的耶稣,彼得远远地躲着,啜泣着,影片中一曲“彼得不认主”,强烈地烘托出了彼得的那种惊恐万状和悔恨交加的心态。

如果时光倒错,历史再给彼得一次选择,我们可以想象,彼得一定不会让屈辱重演,面对血腥暴力,他会勇敢地站出来,高喊“停止迫害”。用今天的话说,他还可能打出一条“还耶稣基督清白”的横幅,公开地为自己的信仰,为救赎自己的主鸣不平。他如果这么做了,人们很难把“搞政治”的帽子套到彼得的头上,相反,赢得的一定是后人们的尊重和敬佩。

当年彼得没有能做到的事,今天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弟子做到了,他们喊出了“停止迫害”,“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的心声。如果认为彼得举起横幅不是“搞政治”,那么法轮功学员争取信仰自由的反迫害同“搞政治”又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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