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包谷
我在网上写帖批评镇压法轮功，有朋友劝我，我这样说话有什么用？我不是法轮功信徒，我连一个法轮功的人都不认识，如此批评当局，除了可能惹点麻烦以外，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国的事情，该变的时候自然会变，不到变的时候，人微言轻说了是一点没有用的。还是保持沉默吧。镇压法轮功，碍不着我一点点事。为什么不沉默？
我知道。我明白这个道理。可是我却无法保持沉默。
让我先告诉朋友们一件小事。
文革初，1966年的夏天，我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从此，“思想反动”这个头衔就没有离开过我。近二十年来，我很少和别人说起文革中的经历和所见所闻。有一次，很偶然地，和几个美国朋友说起了文革。我的老师，一位年纪比我大得多的女士，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后来，她特地来跟我说：“这么说，你是很幸运的。上帝让你受苦，你就没有象你的同学一样，去抄别人的家，去辱骂你的老师，去殴打长者。回顾过去，你现在的内疚可以少一些。可见上帝是厚待你的。”
我很幸运？这个说法使我感到意外。老太太后面几句话更使我吃惊。她一脸歉意，神色凝重地又说：“I am sorry！(我很难过！)那个时候，我们竟然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你们在那样地受苦。当你们受苦的时候，我们甚至没有能为你们向上帝祈祷。我感到非常难过。”
这位女士是很普通的基督教徒。我们在文革中的经历，和她会有什么关系呢？在我们看来，当然毫无关系。至今我还是认为，任何一点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在她看来，是有关系的。这个关系就是，当一部分人类在受苦的时候，她居然一无所知而无动于衷，她为此而感到Sorry(难过)。
我了解这个老师。我丝毫也不怀疑她的诚实和真挚。
我以前一向认为，我是文革的受害者。在十年文革中，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而那些打人骂人抄家的人，那些迫害别人的人，他们是施害者，他们应该忏悔。
我们对文革反思了二十年。有学者说，我们需要一场灵魂的拷问。还有人说，我们需要全民族的忏悔。可是，怎么拷问？怎么忏悔？我们到处找拷问，到处求忏悔，结果却什么也没有找到。我们发出叹惜：中华民族是一个不会忏悔的民族。这片土地上，明明有那么深重的苦难，明明有那么厚重的罪恶，抬头四望，拷问在什么地方？忏悔在什么地方？
这位美国女士的一声“Sorry”使我想了好久，我突然想通了一个道理：我不是没有什么可以忏悔的！很多过去忽略了的镜头，突然浮现出来。很多已经淡忘的细节，突然清晰如在眼前。
我不是没有什么可以忏悔的。回望文革十年，处处是应该忏悔的所作所为。
我曾经那样热情地呼喊过万岁万岁，那样狂热地叫嚷过打倒打倒，那样卖力地摇动红旗，挥舞小红书，上街游行。我曾经那样笃诚地相信，那些给揪出来的人，都是应该“横扫”的牛鬼蛇神，就是给打死了，也是活该。“红色恐怖”的氛围中，有过我的一分力气，尽管那是在66年夏天成为反革命以前的短短的日子里。
如今，二十多年后，一位陌生的美国老人的Sorry使我寝食难安。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会对教过我的老师的命运，那样的冷漠，为什么会对别人的苦痛那样地麻木不仁？
对于这位女士来说，当人类的一部分受害的时候，如果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在上帝面前，我们就都是有罪的。面对着别人遭受的迫害，如果我们无动于衷，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是罪恶的“同谋”。
正是这种“同谋者”的罪感，使得他们时时反观自己的内心，常常反思自己的过去。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灵魂的拷问，民族的忏悔，是不能寻找的，是不必寻找的，拷问和忏悔只存在于自己。多年致力于研究文革受难者的王友琴女士说过：忏悔是一种精神境界。忏悔是一件完全属于自己、属于个人的事情，是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行为。
回顾文革浩劫，面对文革中失去生命、失去自由、失去家人、失去青春、失去爱情、失去造物主公平地给予每个人的道德心、失去外在的前途和内心的光明的无数无数的人，朋友，让我们默默忏悔吧！
正是这样的忏悔，使我认定，如果我再一次遭遇文革，如果我再一次面对别人无辜地受迫害，我不会无动于衷了。如果“红色恐怖”再一次笼罩头顶，我祈求全能的上帝，给我以聪明和智慧，让我分清善恶，给我以勇气和力量，让我的膝盖不要弯曲。
今天，中国上亿万法轮功信众的遭遇，和文革中无辜的“牛鬼蛇神”的命运何其相似。我知道，此刻中国的事情，说什么也没有用的。我不是为了有什么用才说的。但是，如果因为没有用而谁也不说，越权滥法的施害者岂不是更可以肆无忌惮？如果我们此刻默默无声，以后我们有何脸面谈读书做人，谈什么民族的忏悔，灵魂的拷问？
这就是我不能沉默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