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1日，成都《商务早报》登载了污蔑法轮功的报道。钟芳琼等六名成都法轮功学员一起到《商务早报》主编室讲清真相。当她们说明来意后，报社找来了电视台记者给她们摄像。当时她们天真地以为媒体要对法轮功进行正面报道，便讲述了修炼后身心受益的情况。

在摄像机前钟芳琼说：我身患右下肢先天性大面积肿胀型血管瘤，经多年医治无效，手术后还导致脑缺血后遗症，行走困难并伴有短暂失明。并且多年来脸上还患有大面积深度黄褐斑，经过6年美容耗资上万元都没有治好，结果炼法轮功一星期后，脸上的斑完全消失了；两个月后，右下肢血管瘤和脑缺血病不治而愈。当采访结束后，报社却通知东通顺派出所，非法抓捕钟芳琼等六人拘留了15天。

后来四川电视台播放了这样的录像：当钟芳琼说完自己是炼法轮功的，叫什么名字是哪里的人后，就听不见她的声音了，只有图像。而播音员解释说她因为炼法轮功，都炼出了血管瘤，法轮功不准打针、吃药，导致现在都瘫痪了，卧床不起……

2004年，钟芳琼在自传体纪实小说《疾风劲草》一书中把四川电视台造假的经过写了出来。而之后钟芳琼遭到了第30次非法抓捕，现在简阳养马河女子监狱遭受迫害。

看遍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没有一句“不准学员吃药”的话。而法轮功书籍中更明确指出禁止杀生和自杀，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中共媒体说法轮功叫人“自杀”、“杀人”、“不让吃药”死了1400人，那些报道都是造假的栽赃。中共残酷地迫害向民众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就是因为它最害怕自己的谎言被揭穿。

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来到国家信访办和平上访。中共江泽民集团为迫害法轮功，把这次上访诬陷为“闹事”、“围攻中南海”。事实是，他们既没有“围”，更没有“攻”，此事甚至与“中南海”无关，他们去的是信访办公室（信访办在中南海附近）。上访的起因，是中共的一再“闹事”。中共闹事在1996年就已开始。

闹事一：中共历次整人运动，都是从喉舌媒体的批斗抹黑开始，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报》诋毁法轮功。

闹事二：同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属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禁止出版发行法轮功书籍。

闹事三：1997年和1998年，罗干两次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网罗罪证欲定法轮功为“×教”，但各地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调查不了了之。

闹事四：1998年5月，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利用记者在北京玉渊潭炼功点采访法轮功学员的镜头，播放何祚庥（中共政法委头目罗干的连襟）对法轮功的诽谤。该栽赃节目播出后，通过法轮功学员讲述真相，1998年6月2日，北京电视台承认了节目的失误，播放了法轮功学员在公园里祥和晨炼的正面节目。

闹事五：何祚庥不甘心，继续寻衅滋事，又于1999年4月11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文，再次引述1998年北京电视台用过的不实的例子诽谤法轮功。

天津法轮功学员于4月18日至24日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它相关机构反映实情，整个过程平静，祥和。然而4月23日、24日，天津市公安局突然动用防暴警察殴打法轮功学员，导致学员流血受伤，40多人被无辜抓捕。

当法轮功学员要求放人时，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抓的学员不会得到释放。天津公安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来到国务院信访办，依法上访。当时的总理朱镕基下令天津警察放人，重申了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

当晚十点，大家静静地离去。整个上访过程秩序井然，离开后地上无一片纸屑，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清扫干净了。国际社会将4·25上访称作“中国上访史上最理性、最平和的上访”。

然而4·25当晚，江泽民出于妒忌，强行推翻了政府总理的开明决定，把和平上访歪曲成“围攻中南海”，并于1999年7月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

庄嘉元董事长带领公司获得年度十大企业“金炬奖”。

文／陆振岩

自 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法轮功学员“四二五”万人上访成了一项罪名，“有预谋、有严密的组织”就成了中共反复渲染的一个迫害借口。迫害开始后中共在媒体重复播出的电视画面中，关于四二五事件的节目内容，基本上就是查找谁和谁在一起聚会，谁通知了谁，甚至不惜采用声音剪接、拼凑处理，以此证明四二五上访“有预谋”、“有组织”（参见明慧网“录像：4.25北京府右街万人大上访”）。好象一旦确定有组织，就是一大罪证，可以大打出手了。

“有组织”是个什么罪？即使按照中共自己的法律，翻遍宪法、刑法也找不到这样的罪名。宪法规定了公民上访的权利，并没有禁止“有组织”的上访。按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很显然，退一万步讲，即使四二五万人上访是有组织的，依然是合法、合理的。“有组织”本身是个中性的描述，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坏事。比如在公共汽车上组织乘客反扒手，是保护乘客权益的好事；组织消费者拒买伪劣产品，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好事；组织民众上访，维护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难道不是大好事吗？

要说中共真的很怕“有组织”的民众，那倒不见得。中共怕的其实是民众自发的“组织”不在其监控之下。

但法轮功学员们只有简单的一念：信仰自由是每个公民的天赋权利，信仰真善忍就该有个堂堂正正的合法环境，所有明的暗的打压都该停止（关于四二五之前对法轮功的打压，见本版“和平上访为何被诬“围攻中南海”）。不论法轮功学员四二五上访是否有组织，人数如此众多的中国人和平理性的表达维护公民天赋的信仰自由，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面对以机枪、坦克对付平民的残暴政权，他们的平和与朴实，表现出的是敢于为真理而不畏生死的正信之力量。这其实也注定了中共随后的镇压必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

希特勒上台后，为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首先将紧邻德国的波兰选定为征服对象。

不过，要对波兰开战，当然得有拿得上台面的理由和借口。世人皆知，当时的波兰不但根本没有进攻德国的意图和迹象，而且也没有这样的需要和实力。然而，这难不倒惯于信口雌黄的纳粹。

1938年8月上旬，纳粹德国报纸炒作的中心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波兰是破坏欧洲和平的罪魁祸首，波兰已武装入侵威胁德国，波兰是和平的敌人。《柏林日报》的头版通栏大字标题是“当心波兰”，《领袖日报》的标题则是“华沙扬言轰炸但泽——极端疯狂的波兰人发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

为了把骗局搞得更象是真的，纳粹媒体还精心制造了波兰进攻德国的假现场，将数名被麻醉过的集中营囚徒扔到那里，充当被波兰人打得奄奄一息的“伤亡”人员，以假乱真，煽动德国人民的战争情绪。

8月31日，当夜幕降临欧洲的时候。150万德国大军开始悄悄地进入距波兰边境最近的阵地，静等次日主帅出击的将令。此时，希特勒不惜亲自出马，对德国人民和世界舆论进行最后的欺骗，在百万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仍假惺惺地发表了一份冗长的“和平建议”。当晚9点，戈培尔命令德国所有电台都播放了这份希特勒对波兰的“和平建议”。甚至在华沙被攻陷的前一天，纳粹还在报纸和电台上发动大规模的和平攻势，继续欺骗国内人民和世界舆论。

类似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谎言在第三帝国可谓数不胜数，纳粹的宣传机器就象一条庞大的流水线，每天都在源源不断地生产这样的瞎话。戈培尔曾有言：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成为真理。在纳粹统治下，谎言的陷阱可谓无处不在，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也会掉进那个陷阱。

美国记者夏伊勒的亲身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告诉读者：“我本人不久就有这种体会：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一个人是多么容易听信说假话的和受检查的报刊和广播啊。……在一个德国家庭里，或者在办公室里，或者有时候在一家饭馆里、啤酒馆里、咖啡馆里，跟一个陌生人的偶然交谈中，我常常会从看来是受过教育的和明白事理的人的嘴里听到最蛮横武断的主张。显然，他们是在重复他们从广播中听到的或者从报纸上看到的荒唐意见。有时候听到这种胡说八道忍不住也照样要说说自己的意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看到一种极为怀疑的眼色，一种默然震惊的神情，好像你亵渎了上帝一样，于是你就会了解到，想要跟一个头脑已经变了样的人接触，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认为凡事就是象希特勒和戈培尔悍然不顾事实地所说的那样。”

2001年1月23日，一场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之火，经过中央电视台等中国官方媒体的反复渲染迅速传遍全世界。自焚者被一口咬定为法轮功学员。

中央电视台的自焚节目播出后，许多人信以为真。但海外专家通过慢镜头仔细观察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自焚节目，惊诧地发现这其实是一场蓄意陷害法轮功的伪案。

细心的观众只要把电视镜头放慢就可以看见，在被官方媒体称为自焚而死的刘春玲身上的火焰基本熄灭时，有人突然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随即倒地，一条状物快速弹起，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那么究竟谁是出手打击的人呢？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止住，会看到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

另外，天安门广场没有灭火器，警察也不会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可能在一、二分钟内就有4个人立即拿出灭火器围在刘春玲身边？

官方媒体报道说：“被烧重伤12岁的小姑娘刘思影在医院立即进行了气管切开手术。”但是人们在电视节目中却听到刘思影声音清脆地在与记者对白，难怪一位美国西医大夫看完此报道后说：“气管切开手术后，人是绝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里恢复讲话能力的。”

官方媒体还报道说，自焚者王进东被严重烧伤，可他两腿之间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头发也基本完好。而且，他打坐、结印的姿式根本就不象法轮功学员。镜头前，王进东右边拿着灭火毯的警察，没有紧急扑火的运动感，他拿的灭火毯是静止下垂的，好象是为了拍照而摆好的姿势，这样的镜头场面发生在整个突发事件的一、二分钟内，而且摄影机处在最佳的拍摄角度……疑点重重。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台湾大学中文语音识别实验室，对《焦点访谈》中三次出场的王进东作了语音鉴定：第一集中的王进东与其他俩集中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人。

显然，有人精心策划导演了这场“自焚案”以栽赃法轮功。那么导演者是谁呢？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2001年8月向联合国提交的“天安门自焚”的报告中公布：“我们从录像片中得出结论，天安门自焚是中国政府一手导演的。”

2003年11月，分析自焚案重重疑点的英文纪录片《伪火》，以其严谨求实的风格和对黑幕的曝光获得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

按照纳粹和共产党的一致逻辑，党的意志高于一切，只要有利于党的利益，什么谣都可以造，什么谎都能说，造谣说谎不但不丢人，而且光荣无比。他们统治的国家之所以遍布谎言，根源即在于此。

央视“自焚”录像中，被大火烧过的王进东，面部严重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

“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二者都是靠暴力和谎言来维系（即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但仔细深究，共产主义那一套更精致、更伪善，甚至常常还‘敢于’诉诸道德情感。”“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共产政权对谎言的依赖，甚至超过了其对暴力的依赖。”——《红朝谎言录》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