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河北《法制日报》社记者法轮功学员杨智雄自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日“被失踪”一个多月，现在面临冤狱

文／正善

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所以它的行动也一直是采用流氓黑帮式的手段，如被文明社会公开谴责的“强迫失踪”，就是它惯常使用的手段之一。

中共经常利用特务长时间盯梢、跟踪法轮功学员，然后避开单位和家人实施绑架。不但绑架过程中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之后还长时间不通知家人。心急如焚的家属四处打听，他们则互相推诿，甚至欺骗、刁难家属，使陷入混乱的家庭雪上加霜。

而那些被强迫失踪的法轮功学员，则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中共对他们为所欲为，实施各种惨无人道的迫害：如刑讯逼供，送精神病院或劳教所、洗脑班酷刑折磨，或打着司法的幌子任意诬判。

秘密绑架

成都理工大学副教授祝清凯，一九九八年由望江宾馆（成都军区第四招待所，后改名为成都军区装备部招待所）作为特殊人才引进，任总经理助理。二零零零年七月，祝清凯到广州参加会议。当时他不知其妻子已被成都军区有关人员绑架，家里电话被切断，无法与家里取得联系。会议结束他回到成都，一下飞机就被成都军区装备部绑架。祝清凯被秘密关押到装备部所属德阳什邡市一仓库四十多天，期间单位、家人均未接获任何通知。

为了绑架法轮功学员，中共不但不择手段，还费尽心机，甚至可以不顾人伦，利用友情。重庆法轮功学员邝良，曾是万州区盐业公司的工会主席，是个县团级干部。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万州区国安经过周密调查后，利用邝良最好的一位朋友国安警察，邀约邝良见面谎称商量事情，信以为真的邝良欣然前往，在途中遭到秘密劫持。两个多月，家人打听不到任何消息。

绝大多数的绑架案都是各地“六一零”（专事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勾结当地公安局国保处（或国保大队）秘密实施。如二零一一年初，中共政法委头子周永康窜到武汉，他离开半个月之后武汉发生了对法轮功学员的大规模绑架。仅四、五月间，就有至少四、五十人遭绑架。以四月二十日这天为例，十一位法轮功学员被秘密绑架，中共恶人全都避开了家人。事后得知，此次行动是由武汉市“六一零”策划，市公安局国保处具体实施的。这些“特务”们经过长时间跟踪之后，有意避开法轮功学员家人秘密行动。

任意处置

祝清凯被秘密关押期间，被五个荷枪实弹的军人看守，并逼迫他放弃修炼，逼写诬蔑大法与师父的文章。四十多天后回到家里时，全身泛乌，神志不清，其中一只脚踝处鼓起一个大包，不能行走。从当时情况判断，那些人很可能在他饭食中下了药物。

邝良家人经多方打听，两个月后，才知他被万州公安局非法劳教一年半，但人却被关押到万州区精神病院进行残酷迫害，生命危在旦夕。据知情人透露，邝良被关在万州精神病院三楼，每天被强行灌药，那些人稍不如意就用电棍打，十分残酷。家人咨询律师，律师说：“是精神病人就不能判刑，判刑的就不是精神病人，这是小孩子都知道的事情。”

“强迫失踪”显示中共反人类性质

几年前，联合国通过了《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确立“强迫失踪”是一种极端严重的犯罪行为，大规模或有系统的实施强迫失踪构成“危害人类罪”。

二零一二年初，中共逆国际社会普世价值而行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73条”。该条规定：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公安机关可在不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将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世人认为，中共的这一条例，使得“秘密失踪”合法化。中共为了加强黑帮治国，穷凶极恶地将法治的遮羞布都拉扯致到处是破洞乱须。

中共秘密绑架，肆意关押、判刑、折磨、杀戮，“第73条”的两个前置条件“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恰恰是它无法无天罪行的最佳注解。中共大规模系统的实施恐怖活动，并且堂而皇之的使用黑帮手法，正好将它的反人类本质暴露无遗。

美国著名的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

文／李致清

只要是去过北京的外地人，就不能不对北京人的善侃留下深刻印象。不管是出租车司机，街边的商贩，还是胡同摇蒲扇的老大爷，随时都可以跟你聊起北京的掌故、当下的世局。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是是非非，无不头头是道，让你佩服得五体投地。

如果了解这些，我们大概就会对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请愿后，有人以“搞政治”大肆指责、当局以“搞政治”为由大举镇压的做法持不同看法了。

那些对政治如此“津津乐道”的老北京，没有人会认为他们在搞政治，因为那不过是他们关心时事、关心社会生活的一种表现，因为那和他们的家事、和他们的精神生活息息相关，但他们没有谋权，更没有想自己当政的意图。这与其说是政治，不如说是一种责任感，一种精神文化生活。政治本来就是如此平常，它可以是一种理念，一种行为，也可以是一种娱乐、一种茶余饭后的谈资，但这绝不是犯罪，特别是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社会。

那么，为什么法轮功学员谈论炼功之事、谈论他们的精神生活、或者按照国家上访条例去表达他们受到的不公的时候，就有人要认为那是在搞政治，甚至把那当成是犯罪呢？

在1999年之前，法轮功已经受了三年的不公，就在4·25前夕，法轮功还遭到御用文人何祚庥的诽谤，天津发生无理殴打、关押法轮功学员的事件。法轮功学员4·25集体上访，不过是要求本来就属于他们的炼功空间不受干涉，是为了正常修炼身心的需要，他们没有任何的权力诉求，这怎么能说是搞政治呢？如果百姓的心声不能表达，社会不是更容易出乱子吗？这种和平的表达，到底是值得鼓励还是应该被打压呢？

到今天，已经证实至少有3638位法轮功学员被害致死。要求停止迫害，依法控告恶人，也有人说是“搞政治”。那么，打个比方，如果有个恶官杀了你的家人，你揭露他的罪行，甚至到法庭去告他，能说是在搞政治吗？政治什么时候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甚至是迫害、屠杀的借口？政治真有那么可怕吗？国家不是规定了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么？行使权利为什么竟然也成了一种罪过？

中国传统士人“学而优则仕”，从政是很多人正常生活的一部份。明代著名思想家顾宪成写过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那是思想进步、忧国忧民的表现。

中国古代的很多伟人如诸葛亮、曹操、李世民等，都被称为杰出的政治家，没有人认为那是贬义词。我们很多也知道美国著名的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他领导了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没有人因此而指责马丁·路德金搞政治，相反，1964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1986年之后，美国每年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一被定为“马丁·路德金日”，纪念这位伟大的英雄。

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或值得可怕的东西。在正常社会的政治概念中，法轮功学员的上访不过是百姓的正常社会行为而已，它与“亡党亡国”、危害“社会稳定”等等说辞根本就不搭界。

那些对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乱扣政治帽子的人，是否应该冷静思考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对“政治”这个词如此敏感，对所谓“搞政治”的人如此忿忿不平，要口诛笔伐或是像看见瘟疫那样唯恐避之不及？我们为什么要如此跪着生活，而不是挺直胸膛做人？是历次的政治运动让我们如此惧怕？还是因为长期的政治洗脑让我们丧失了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

马丁·路德金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他说：我梦想有朝一日，在乔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能够同坐一处，共叙兄弟情谊；我梦想有朝一日，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以肤色而是以品行来评判一个人优劣的国度里。

我想，很多中国人也会有一个类似的梦想，梦想有一天，人们可以自由追求他们的正信与精神生活；梦想有一天，政治不再是一根打人的棍子、一种迫害无辜的工具，为不公喊冤、为正当权益抗争，不再被说成搞政治而遭大打出手。

文/黑眼睛

曾经读过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人道德荒漠 已经到了连自己都骗的程度”，文中罗列了现代中国人道德已变荒漠的现象：无信可言，人性败露，道德沦陷，麻木不仁，这些都是事实，但我要说的是：为什么这样？是谁造成了这样的局面？

道德来自生命深处的欲望，人的生命欲望中有好奇心、追求荣誉、社会公正、自由的欲望，好奇心使人追求真理，对荣誉、社会公正的追求是建立社会道德的原动力，自由是生命的本义，亦即人本是真与善的，但我们稍为回顾一下“新中国”的几十年的历史就会发现，正是人生命中真与善的成份在一直被压制着。

1976年以前，人不被看作生命而是被当作木头，某领导人想杀谁就杀谁，想打倒谁就打倒谁，如此无生命的世界根本无法谈论道德！－－要是真谈论起来恐怕要让泪水弄湿这里的地板！

1976年之后，人生命欲望中的生存本能、食欲、物欲得到了解放，但真与善的部份恰恰被紧紧地压制住。1986年，所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实质就是压制人们追求真理、公正与自由，1989年的六四，1999年后反“真、善、忍”的法轮功，以及一直以来对追求真理、公正的迫害（略举一些例子：迫害揭露腐败的高勤荣和《南方周末》，迫害上访、申冤的民众，禁制对真理的追求，不允许自由研究历史、哲学、文学等等对各种文化生命进行摧残，禁制真实的新闻，等等），都是这样的情况，都是极力压制真与善。

如此对生命的压制，使中国大地上的生命都是病弱的生命，中国变成了生命的荒漠，生命力中只剩下低层次的物欲、性欲、权欲，自然就造成了当今人欲横流的景象，自然中国又成了道德的荒漠。

人的本性是真与善的，中华民族的子民更是如此！ 道德的荒漠的事实表明我们要拯救中华民族的艰巨大任，人性的本来真与善又使我们对拯救中华民族充满希望！